，又是“游戏”的参与者和既得利益者。为确保自己能赢得这个游戏，他们还常常利用订规立制之便，把自己设计成“监督者”或者“裁判员”。正因为“游戏规则”的不透明、不稳定，导致了“游戏”的不公正。国家资源总是很轻易地被“规则”的制定者们垄断并加以利用，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则为腐败提供了滋生暗长的广阔空间。
以徐放鸣为例，这位财政部前司长所掌控的金融司，是财政部负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核心部门，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工作等11项重要职能。用业内人士的话说，金融司对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是“有监有管有审批”。作为司长，徐放鸣拥有的这些权力足以“令每一位知情者敬畏有加”。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当农发行一份报批租赁业务的报告递交给了徐放鸣时，他“首先推荐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承接部分租赁业务，随后又将自己熟悉的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安排为租赁业务的中介公司”。在徐放鸣手里，某项动辄数亿元业务的归属，谁来做、怎么做，都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却可以在谈笑间获得数百万元的好处。
尽管农发行窝案中官员腐败的具体情况不同，但这些官员腐败的轨迹却个个相似：未入官场之前根正苗红，上任之初也曾勤勉有加，一旦手握权柄，不用多久就失足于权力陷阱。绝对的权力加上虚无的监管和贪欲动机，构成了当今官员堕落定律。而我们的防腐之道仍然一厢情愿地相信官员会基于自己的理想信念而远离权力背后的欲望诱惑。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能够完全依靠道德力量和组织力量来约束自身的官员实属罕见，更多的政府官员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涌动着以权谋私的冲动。
审计风暴揪出胡楚寿
为了读者尽快弄清农发行窝案的来龙去脉，首先应该介绍一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的有关背景资料。
北京市月坛北街甲2号，这座北京西二环边上的大楼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部所在地。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的办公地址及业务范围鲜为人知，在业内有“最寂寞的银行”之称。
1994年4月19日，国务院下发“国发（1994）25号”文件，宣布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依上述文件，农发行最初的业务范围相当广泛，兼有信贷业务和财政任务，即承担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主要任务是“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1994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正式向农发行划转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由中国农业银行代当时尚未组建的农发行接收。1994年8月，农发行总行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
1994年农发行成立之时，国务院高层领导就对农发行提了“两不”要求：不购置豪华汽车，不购置高档写字楼，要完全从服务农业、农村经济为出发点。除此之外，另有人士提出农发行“不要设分支机构，以避免风险”。但农发行成立不久，便背离原来的初衷，一举购买约3万平方米的写字楼，也就是月坛北街甲2号的月坛大厦南楼。月坛大厦1998年竣工，农发行总行第一时间即已入住。月坛大厦已经成为农发行的代名词。
对“两不”约束的突破并未就此中止，农发行分支机构的建设也紧锣密鼓。到1997年3月末，农发行在机构设置上实行总行、分行、支行制，系统内实行垂直领导。总行设在北京，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有35个分行，地市二级分行295个，县（县级市、区）支行1613个。全行员工接近6万人。
银行业内很多人士认为，农发行完全没必要建立这些分支机构。但实际情况却是，全国1000多家农发行县级支行，均斥巨资建办公楼。如辽宁某市农发行分行办公楼，耗资近1.2亿元。
除办公大楼外，存储并处理银行日常交易信息的大型主机，以及独有的电子安保监控设备，为另一项最重要的投入。一份资料显示，截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省分行、地（市）分行及县级支行的电子化网点数量约占总数的85%，共约1647个。
为此，农发行共租赁了8000多套PC台式机、PC服务器、笔记本电脑，还为各机构租赁激光打印机、路由器、UPS等设备。其中仅农发行总行配备的PC机就超过300台，已基本做到了人手一台。显然，为农发行提供租赁业务的公司，是这笔大买卖的受益者。
农发行高官落马的导火索，就是这些租赁业务。
在这起窝案中第一个落马的是农发行原副行长胡楚寿，他的落马缘于2002年的审计风暴。
2003年6月，审计署2002年审计报告提到：1996年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以租赁的名义，委托某公司购买电子设备和汽车等固定资产，总金额9.2亿元，其中8.1亿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进行股票买卖，所获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当时负责该租赁工作的就是胡楚寿。在侦查中，反贪部门发现该租赁案牵涉到一家大型公司，而且确认胡楚寿之子在该公司拥有股份，由此查出胡楚寿涉嫌受贿。
胡楚寿，1945年7月生，湖南汉寿县人，曾任农发行农业信贷部主任，农发行第一副行长，并分管资金计划工作。2001年，时年56岁的胡楚寿调入中央金融工委，先后出任中央金融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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