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信达、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监事会主席。
随即，检察机关介入此案。
根据北京检察机关的调查，1996年初，胡楚寿与北京美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蔡国安相识后，将儿子胡刚引荐到了美禾公司。1997年12月，蔡国安通过胡刚，得知农发行有一笔2亿元的租赁业务。在胡刚的斡旋下，胡楚寿将这笔业务交给了美禾公司，因此获得了500万元“好处费”。尽管胡楚寿认为这500万元是“烫手山芋”，他还是收下了，并让儿子胡刚用此款注册成立了北京日通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即将退休的胡楚寿就这么落马了。
很快，第一个卷入农发行腐败窝案的胡楚寿，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检方指控，60岁的胡楚寿涉嫌受贿600多万元。胡楚寿承认了检方指控的事实。
检方指控胡楚寿涉嫌收受共600多万元贿赂：
胡楚寿通过儿子胡刚收受美禾公司总经理蔡国安500万元贿赂。
胡楚寿收受当时尚未升任副行长职务的于大路30万元贿赂。
胡楚寿收受两家深圳企业共90万元港币的贿赂。
胡楚寿收受农发行大连分行程某贿赂10万元。
检方同时表示，胡楚寿认罪态度好，向检方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行为。
2006年1月18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胡楚寿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判决后，胡楚寿没有提出上诉。
根据法院的判决，1996年至2003年间，胡楚寿利用其担任中国农发行副行长、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等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或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子胡刚多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635万余元。
因为农发行窝案已经牵涉到胡楚寿儿子胡刚。胡刚因该案已被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
胡刚，1973年1月生，1994年7月大学毕业后进入深圳京仪投资发展公司工作，1995年5月至1997年8月在北京某公司任职。随后进入日通成科技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据工商资料显示，日通成科技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胡刚、韩效国各持50%的股份，知情者透露，胡刚入股的250万元股金，实为蔡国安代付，而韩效国也是蔡国安的亲戚。
1998年10月，胡刚通过日通成公司介入美禾公司，持该公司10%的股份。1999年12月，日通成公司所持美禾公司10%的股权全归胡刚名下。此时，胡刚在美禾公司的股权达到560万元。
2005年年底，胡刚从国外回到海南时被警方抓捕归案。
“执行者”于大路
作为农发行窝案的二号人物，媒体和于大路本人，都将其在本案中的身份定位于“执行者”。
2004年6月初，刚刚参加完全国金融监事会议的胡楚寿被宣布“双规”。同一天，农发行腐败窝案的“二号人物”、农发行副行长于大路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于大路在审计署披露的农发行“租赁案”发生时，还任财务会计部主任，胡楚寿调离农发行后，于大路顺利升任副行长。
于大路出身书香门第，15岁时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珍宝岛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工作。之后就读于黑龙江银行学校，毕业后曾在黑龙江金融系统工作，当过出纳、会计、信贷员，并较早地走上了领导岗位。熟知于大路的一位金融界人士称，凭着“灵活的办事能力”，于大路从省级金融系统的普通科员，一路升至中国农业银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1994年农发行成立后，于大路出任会计部主任。2001年胡楚寿被调离农发行时，于大路顺利升任农发行副行长。
2004年9月，农发行“租赁案”被移交到检察机关，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随后立案侦查。不久，胡楚寿、于大路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批捕。
2006年1月9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因涉嫌受贿、行贿和挪用公款罪在法庭上受审。表情平静的于大路戴金丝眼镜，穿着洁净的军大衣，脚着干净布鞋，脸面光洁，耳鬓修剪整齐。
于大路从被逮捕到受审已一年有余。2004年8月25日被逮捕，2005年5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以于大路涉嫌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移交市检一分院审查起诉。因证据不足，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两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并三次延长审查期限。
检方指控，于大路利用“租赁”职权，先后受贿5笔总共831万元。这5笔受贿为：于大路于1999年初至2001年7月，先后收受汽车供货商天津某公司陈某的42万元，设备供货商深圳某公司谭某的30万元，海南某公司邓某的100万元，北京电子租赁有限公司赵东明的259万元。另外，于大路于1999年7月，与亚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俊杰共谋，向北京美禾电子有限公司索要了400万元的“补偿费”。检方还指控于大路涉嫌挪用公款罪和行贿罪。1999年4月至2000年9月，于大路挪用公款410万元，用于个人炒股。1999年初，于大路为了职位升迁，通过胡楚寿之子胡刚给了时任农发行副行长的胡楚寿30万元。
开庭过程中，于大路表示检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