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查中，一批金融案件浮出水面。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2006年11月披露，仅仅2006年1月到9月，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理涉案人员744人，有110人被取消高管任职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高管犯罪行为大多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的几年，而这正是国有商业银行转型的关键阶段，国家开始赋予各商业银行运用信贷资金的充分权力，而与此相适应的监管体制和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却未完全到位。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金融大案，显示了中国银行业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案件特点。
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国银行的高管与一些政府管理机构的官员无异，个人的绝对权力过大，产生寻租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计划经济时代银行按行政区域设置，国有银行带有很重的行政色彩，迄今银行的高管为“高官”已成常理，一些制度性因素在多次改革中并没有完全解决。
最近，国务院在对农发行业务范围拓展申请的答复中，特别要求农发行必须首先搞好内部体制改革和管理。这是非常及时的，内部问题不解决，事后的惩罚只能是“屡惩屡犯”。目前，中国金融行业必须从体制上产生让金融家主动为国家着想的原动力。只有如此，才能为防止金融家群体的“塌方”寻找到一条出路。
于大路的忏悔书
我原来任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是2004年6月3日被中央纪委“双规”的，8月13日是因为涉嫌受贿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8月25日被检察院依法逮捕的，成为人民的罪人。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美好的童年和远大的理想与抱负。15岁就参加工作，是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珍宝岛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那个地方非常艰苦，6年务农我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
1975年作为优秀知青被选送到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读书，我的父母均是教师，家庭可谓书香门第。
从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银行工作，我当过出纳、会计、信贷员，当过县支行行长。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又较早地走上了领导岗位。由于我熟悉银行会计业务、文笔还算可以，1989年被选调到农业银行总行会计部，以后给一位副行长当过三年专职秘书。可以说那一段时间是一路升迁，朝气蓬勃。女儿现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爱人也在银行工作，一家人十分幸福。
往事不堪回首，在我仕途刚刚起步，事业辉煌、家庭幸福的时候，我却沦为阶下囚。人生惨痛的失败一夜之间造成的巨大反差，常使我暗自流泪，痛心疾首。岁月无情地流逝，而我的人格永远钉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对子女、对家庭、对我们一切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又有哪些深刻的教训呢？
拜金欲念是我世界观蜕变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经商热潮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由于市场刚刚建立，市场规则尚不完善，不法官商相互勾结发不义之财的大有人在。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一切朝钱看的思想也在社会上泛滥起来。我觉得自己作为金融企业掌握财政部门的负责人，为党工作了近三十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经济也不厚实，心态因此失去平衡。
日子长了，由以往愤恨官商变为羡慕官商。特别是见到有的领导为自己下海经商的子女铺垫，为所谓的朋友介绍生意，日子一下阔绰起来，真是眼热心烫。这使我对金钱的欲望迅速地强烈起来，从而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和蜕变。最终在金钱的诱惑下失去应有的拒腐防变能力，沦为人民的罪人。1998—2001年，我利用职权之便为他人经商提供方便，谋取利益，收受了数百万元巨额贿赂。
在以后几年的日子里，我敛的钱是多了，而良心却黑了，守着不义之财不敢花，而每天过得提心吊胆，敛财越多，内心的罪恶感越重。当我见到别的贪官纷纷落马，就倍感“心忧魂惊、草木皆兵”。
我的“金钱梦”现已破碎，这个结局的始作俑者就是我自私、虚荣的不平衡心理和错位的人生观。如今我身陷囹圄，让我重新描绘心中幸福，那就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一家团圆、无忧无虑，吃家常饭，睡安心觉，健康平安每一天，即使钱少了，也是幸福的。
以权谋私是我蜕变的根本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我渐渐地放松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结交的朋友整天吃喝玩乐、灯红酒绿。羡慕和追求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1998年总行租了一批设备，某些供货商得到利益后，为表示感谢，送钱给我。当我看到商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暴发户，觉得他们挣钱真容易，送给我这点钱对他们来讲可谓“九牛一毛”，我受之酬款也讲得过去。
当我知道徐放鸣通过我介绍的一家公司做了农发行租赁业务，而徐的朋友从这家公司一次就拿走700多万元。不言而喻，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抓钱，我不捞点也白不捞。当这家公司的经理送我200多万元钱时，我就欣然笑纳。一连串的肮脏交易，暴露了我无耻的权钱交易和对金钱的贪婪。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与利益挂钩，就是对权力的亵渎，最终被权力所伤，甚至是致命的伤。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管工作多么繁忙，切不可放松学习，不管社会生活如何变化，切不可放松自律，交友一定要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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