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三脚架，以防被风刮倒。有两棵刚刚移来的梧桐树，四周还围着涂满沥青的黑网。绿地的铁栏杆外面，就是宽阔的环城马路了。不过，这时候过往的汽车很少。 由于不再担心遇见熟人，两个人的手又拉在了一起。 “忽然想到一首诗，想不想听听？
”绿珠道。 “是史蒂文斯吗？” “不，是翟永明。” 九点上班时 我准备好咖啡和笔墨 再探头看看远处打来 第几个风球 有用或无用时 我的潜水艇都在值班 铅灰的身体 躲在风平的浅水塘 开头我想这样写： 如今战争已不太来到 如今诅咒，也换了方式 当我监听能听见 碎银子哗哗流动的声音 …
… 绿珠说，她近来发狂地喜欢上了翟永明。尤其是这首《潜水艇的悲伤》，让她百读不厌。好像是站在时间的末端，打量着这个喧哗的城市，有一种旷世的浮华和悲凉。她曾把这首诗念给正在养伤的守仁听，连他也说好。
“悲凉倒是有一点。浮华，没怎么看出来。” “哗哗流动的碎银子啊，难道还不够浮华吗？” 端午笑了笑，没再与她争辩，而是说：“要是翟永明知道，我们俩在半夜三更散步时还在朗诵她的诗，不晓得要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 “你认识翟永明吗？” “见过两次而已。也说不上有多熟。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南非，她朗诵的就是这首诗。” “你觉得怎么样？” “还好。不过结尾是败笔。” “你指的是给潜水艇造水那一段吗？” 端午点点头，搂着她的肩，接着道：“不过，这也不能怪她。
我倒不是说，她的才华不够。对任何诗人来说，结尾总是有点难的。” “这又是为什么呀？”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每天都在变，有无数的可能性，无数的事情纠缠在一起。而问题就在这儿。你还不知道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铺陈很容易，但结尾有点难。” “真该把你说的话都记下来。” 端午和她约好，见到第一辆空着的出租车，就送她回“呼啸山庄”。将绿珠送到后，他再原车返回。可是当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在他们身边停住时，绿珠却变了卦。
他想再抱抱她，绿珠心烦意乱地把他推开了，独自一人，闷闷地坐进了出租车的前排，朝他摆了摆手，兴味索然。她忽然拒绝端午送她回家，不仅仅是因为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妇女。 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一朵浮云，阴阴地罩住了她的心。
3 绿珠将那些她所鄙视的芸芸众生，一律称之为“非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在端午看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依照自己的尺度，将人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种属和类别。对人进行分类，实际上是试图对这个复杂世界加以抽象的把握或控制，既简单，又具有象征性。
这不仅涉及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涉及到我们内心所渴望的认同，同时也暗示了各自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准则，隐含着工于心计的政治权谋、本能的排他性和种种生存智慧。当然，如何对人分类，也清晰地反映了社会的性质和一般状况。
比如说，早期的殖民者曾将人类区分为“文明”与“野蛮”两部分，就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发明。作为一种遗产，这种分类法至少已持续了两百年。它不仅催生出现代的国际政治秩序，也在支配着资本的流向、导弹的抛物线、财富的集散方式以及垃圾的最终倾泻地。
再比如说，在中国，最近几十年来，伴随着“穷人”和“富人”这样僵硬的二分法而出现的，已是一个全新的陌生世界。它通过改变“穷人”的定义 ——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破产、麻烦、野蛮、愚昧、危险和耻辱，进而也改变了“人”的定义——我们因担心陷入文化所定义的“贫穷”，不得不去动员肌体中的每一个细胞，全力以赴，未雨绸缪。
端午想，如果他理解得不错，这应该就是绿珠所谓“非人”产生的社会基础。 端午酷爱布莱希特。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布莱希特基于基督教的立场，简单地将人区分为“好人”和“非好人”而迷惑不解。不幸的是，布莱希特的预言竟然是正确的。
好人，按照布莱希特的说法，显然已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存活。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彻底消除了产生“好人“的一切条件。 在今天，即便是布莱希特，似乎也已经过时了。因为在端午看来，在老布的身后，这个世界产生了更新的机制，那就是不遗余力地鼓励“坏人”。
在端午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向他灌输自己颇为世故的分类法。在母亲那里，人被奇怪地区分为“老实人”和“随机应变的人”。“老实”自然是无用的别名，而“机变”，则要求眼观四路，耳听八方，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
突击或龟缩，依附或背叛，破釜沉舟或丢卒保车，过河拆桥或反戈一击。这一分类法，与他喜爱的围棋，与母亲口中的那些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一样陈旧而古老。 有一段时间，他哥哥元庆，忽然对“正常人”和“精神病”之间的界限，表现出病态的关切。
端午当时并未立即意识到，哥哥正在加速度地滑入他深感恐惧的“疯子”阵营。不过，自他发病后，一切又都被颠倒了过来。他自诩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其他的人都是疯子。 “那么，我呢？”有一次，家玉嬉皮笑脸地逗他。
“也不例外。”元庆冷冷地道，“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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