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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个拜访的人，是哈特内尔小姐。她一定在窗户旁注视着我，因为我还没有摁响门铃，她已经打开了前门，紧紧地将我的手抓在她的手中，领我走过门口。
“您能来，真是太好了。到这儿来。更秘密些。”
我们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大约像只鸡笼那样大。哈特内尔小姐关上门，带着一种十分隐秘的神色，示意我坐到一个座位上(这儿只有三个座位)。我看见，她正洋洋自得。
“我绝不是个拐弯抹角的人，”她用愉快的声音说，她的后一句话稍微压低了声音，以便与房间内的气氛相一致。
“您知道，在一个像这样的村子，事情是怎样流传的。”
“真不幸，”我说，“我知道。”
“我同意您的看法。没有人比我更讨厌风言风语了。但就是有风言风语。我想，我在谋杀发生的下午去拜访莱斯特朗兹太大，可她出去了，把这个情况告诉警察是我的义务。
我并不指望，尽了义务还要人家感谢我，我只是这样做了。
在这种生活中，您总是会碰到忘思负义的事。唤，就在昨天，那个无耻的贝克太大……”
“是的，是的，”我说，想使她别太饶舌。“太令人伤心。太令人伤心。但请继续说。”
“下层人不知道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哈特内尔小姐说，“我拜访他们时，说的是些适当的话，而我却从未因此得到感谢。”
“您告诉过警督，您去拜访莱斯朗兹太太的事。”我催促道。
“正是这样。顺便说一句，他没有感谢我。只是说他需要情况时会问的。他的原话不是这样的，但意思是这样。现在，在警察中有一种不同的人。”
“很有可能，”我说，“但您刚才准备说什么？”
“我决定，这一次不会走近任何该死的警督。毕竟，牧师是正人君子，至少有一些是的。”她又说了一句。
我想，这种归类也包括我。
“我愿意为您效劳。”我说。
“这是义务问题，”哈特内尔小姐说，突然闭上嘴不作声了。“我并不想说出这些事情。没有人会更讨厌这些事情了。
但是义务终归是义务。”
我等着。
“我原以为，”哈特内尔小姐继续说，脸色绯红。“莱斯特朗兹太大声称，她一直在家，她没有回答是因为——哦——
她不乐意。瞧这副装模作样。我去拜访，只是出于义务，却受到如此对待！”
“她病了。”我温和地说。
“病了？胡说。您太幼稚了，克莱蒙特先生。那女人根本没有病。真会病得不能参加审理！海多克医生的医疗证明！她能把他支使得团团转，这人人皆知。喔，我说到哪儿了？”
我也不太清楚。与哈特内尔小姐谈话，很难知道，她的讲述何时结束，谩骂何时开始。
“唤，讲到那天下午去拜访她。哦，说她在家，简直是胡说。她不在。这我知道。”
“您怎么会知道？”
哈特内尔小姐的脸变得更红了。如果有个更刻薄的人，一定会说她的举止窘迫万分。
“我敲了门，摁了门铃，”她解释说，“如果说没有三次的话，也有两次。后来，我突然感到，门铃可能坏了。”
我高兴地注意到，她说这话时不敢直视我的目光。同一个建筑师建造了我们所有的房子，门铃也是他安装的，站在前门外的垫子上摁门铃，铃声清晰可辨。这一点，哈特内尔小姐和我都很清楚，但我想面子还得维持。
“是吗？”我喃喃问道。
“我不想将我的名片放进邮筒。那样显得很粗俗，不管怎样，我决不粗俗。”
她说出这句令人吃惊的话时，异常平静。
“于是，我想，我得绕到房子后面去，拍拍窗户玻璃，”她继续毫不惭愧地说，“我绕了房子一周，向所有的窗户里望了，但房子里根本没有人。”
我完全明白了。利用房子里无人这一点，哈特内尔小姐充分满足了她的好奇心，她绕着房子，查看花园，尽量窥视窗户里的情况。她决定向我讲述她的故事，是因为她认为我会比警方更具有同情心，更能宽容。人们认为，牧师会把他们的教民往好处想。
我没有就此发表什么看法，只是问道：
“那是什么时候，哈特内尔小姐？”
“就我记得的时间，”哈特内尔小姐说，“一定是快六点了。然后，我径直回家，大约六点过十分到家。后来，普罗瑟罗太太大约六点半来了，将斯通博士和列丁先生留在门外，我们谈论灯泡的事。在这段时间里，可怜的上校却躺在血泊中。真是个令人伤心的世界呀。”
“有时候这个世界令人很不愉快。”我说。
我站起身来。
“您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些吗？”
“我只是认为这可能是重要的。”
“可能是，”我同意道。
我不愿听下去，要离开了，这使哈特内尔小姐非常失望。
我下一个拜访的是韦瑟比小姐，她有点激动地接待了我。
“亲爱的牧师，您真是太好了。您喝过茶了吗？您真的没有喝？背后要垫一个垫子吗？您这么快就来了，真是太好了。您总是愿意为别人效力。”
她这样寒喧了半天才转入正题。即使这时，她也老是转弯抹角。
“您得明白，我从最可靠的来源听到的消息。”
在圣玛丽米德，最可靠的来源往往是某人的仆人。
“您能告诉我是谁告诉您的吗？”
“克莱蒙特先生，我向人承诺过的。我一向认为，承诺是神圣的事。”
她的表情异常庄重。
“让我们说是一只小鸟告诉我的，好不好？这样稳妥些，对吗？”
我很想说，“这真是愚蠢之极。”但愿我说出了这句话。
我倒要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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