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吓怕了。他们来我床前看过一次，我闭上眼睛，假装仍处于昏迷之中，但我担心他们会听到我心脏砰砰的跳动声。
幸好他们没呆多久就走开了，我开始苦苦思索该怎么办。我知道，如果用刑我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突然我想起可以装作丧失了记忆，这个想法以前就让我非常感兴趣，我还读过有关丧失记忆的精彩情节。要是我能成功地扮演这个角色，或许我就有救了。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后，长长地出了口气，似乎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睁开眼睛，用法语在那儿喃喃自语——就像小孩呀呀学语一样。
“范德迈耶太太走了过来，她一脸的邪恶，使我怕得要命，但我还是面带疑惑地对她微笑着，并用法语问她我这是在哪儿。
“看得出，我这一招迷惑了她。她把刚才和她谈话的那个人叫了过来，那个人站在帘于边，看不清楚他躲藏在暗处的脸。他用法语跟我说话，声音平静而普通，但不知为什么总叫我感到害怕。我继续着我的表演，问他我在哪里，告诉他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我尽量显得如此而感到痛苦。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记不起来了。
“突然他抓住了我的手腕，使劲地拧，那痛苦真是苦不堪言。我尖叫了起来，但他仍不放手，还一个劲地继续拧。我发出一阵阵的尖叫，尽管如此，我还是没忘了用法语来尖叫。不知道这一切持续了多久，幸运的是，我晕了过去。我听到那男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不像装的，像她这种年龄的孩子装不成这样。’我想，他一定忘了美国女孩与英国女孩相比要早熟得多，并且对科学技术更加有兴趣。
“等我苏醒过来时，范德迈耶太太对我的态度格外亲热。我想，她一定是奉命而行的，她用法语告诉我，刚才我休克了，病得不轻，不过很快就会好的。我装作十分糊涂的样子，还一边喃喃不清地说医生弄伤了我的手腕。听见我这么说，她感到很放心。
“过了一会儿，她走了出去，完全走出了房间，我仍然心存芥蒂，静静地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不过，最后我还是起来了。我在房间里转了转，环视了一下。因为我想，即使有人在暗处监视，就目前的状况做出这番举动也是很自然的。
这是一个肮脏不堪的地方，奇怪的是没有宙子。我猜想门肯定是锁上的，我没有去试着开门。墙上有一些破旧的画，画的都是《浮士德》中的场景。”
塔彭丝和詹姆斯爵士几乎同时“啊”了一声，简点了点头。
“是的，这个地方在索霍区，贝雷斯福德曾在那儿被关押过。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已经到了伦敦。只有一件事使我非常焦虑，但当我看到风衣搭在椅背上，那本杂志仍卷放在风衣口袋里时，我那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我想证实一下自己是否被监视，于是仔细察看了一下四周墙壁，墙上没有任何可供窥视的洞。不过，直觉告诉我，一定有什么人在偷偷监视着我。我又坐回桌边，用手捧着脸，抽泣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同时竖起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果然，我清楚地听到裙子的息索声和轻微的嘎吱嘎吱的响声，确实有人在监视着我。
“我又躺回到床上去。过了一会儿，范德迈耶太大给我送来了晚饭，奉命行事的她对我仍旧是甜言蜜语，我猜想，一定是她的上司要她取得我的信任吧。她拿出油布包问我是否还认识，一边像贪婪的猫一样观察我的表情。
“我接过包，装作努力回忆什么似的在手里翻转着看了看，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实在想不起来，好像是有什么事和这包有关，可是刚要想起来，还没来得及抓住，它又溜走了，后来她告诉我，我是她的侄女，得叫她丽塔婶婶。我照办了，她又安慰我说，我的记忆很快会恢复的，别太担心。
“那一晚太难熬了。我一边想着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计划。
虽然文件暂时还是安全的，但我不敢冒险让文件继续放在那儿。他们随时都可能把那本杂志扔掉。在床上辗转到凌晨两点左右，我悄悄爬起来，顺着左手那面墙在黑暗中摸索，摸到那幅《玛格丽特与她的珠宝盒》。我轻轻地从钉子上取下画，蹑手蹑脚地走到放风衣的地方，取出杂志和一两个信封(我的口袋里经常放有信封)，将粘在一起的两页广告撕开，取出那两页宝贵的、使我遭受磨难的文件。我用洗脸盆里的水将画背面又变成褐色的纸弄湿，没多久，就可以把那层纸揭开了。我把文件夹在画与这张纸之间，再借助信封上少许的胶水将褐色纸与画重新粘好，这一切做完后，我再把画挂回原处，把杂志重新放回风衣口袋里，然后悄悄地回到床上。我对这个藏匿地点感到十分满意，谁也不会想到这幅画给人弄过了，他们也绝不会想到把自己的画撕碎。我希望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丹弗斯带的是假情报，这样我就会得到自由了。
“事实上，他们刚抓我时可能产生过放我的想法，可以后情况变得对我十分危险了，放我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后来听说他们几乎想就地除掉我，只是他们的头儿，也就是他们的老板主张让我活着，因为他寄希望于我可能将文件藏起来了，而一旦我恢复了记忆，就可以将文件的下落告诉他们。在以后的几周里，他们对我严加看管，一次又一次地审问我。在逼供拷问方面他们真算得上行家里手。但不管怎样，我始终控制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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