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他办公室，我就愣那儿了，琢磨半天，越琢磨，觉得这事儿越蹊跷。蹊跷之一，假如冈古拉真缺一位校长，机关里有的是教师出身的人，干吗非指着我？蹊跷之二，去一个只有三十多个狗屁学生的学校上任，干吗还要限定我出发时间和行走路线？去冈古拉有无数条路线可选择。而西坝河子黄沙梁这条道儿，可以说是所有选择中最糟糕、最没名堂的一种选择。那是一条五十年代中期修建的等外级公路，失修多年，路况极差，布满了大坑小洼不说，有些路段早让洪水冲断，还有些路段则早已消失在铃铛刺、芨芨草和苇子窝之中。特别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从那儿走，得多绕出好几十公里去。放着黑油铺就的省道国道近道不走，风雪征程地，偏要我绕那么个大弯，多受那一份大罪，干吗？故意耍我咧？当领导的再无聊，再下作，也不应无聊下作到如此地步。不，不会的。别人我们且不去说，最起码，宋振和这家伙不会。他也有许多毛病，但绝对不是那种无聊下作的领导。从刚才分烤火煤时的表现，你们也可看出，我也不是那种肆意得罪领导，无端惹同事们讨厌的人。起码在公开场合不会。我这人虽然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但也没有视我为“仇敌”的对手。在一般情况下，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当然，也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无端地来伤害我。所以，我确信，他们的这种安排不是一种“耍弄”。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发生了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而且，跟“西坝河子黄沙梁”，“三五零八”又有一定的关系。
那……到底是一档什么样的“大事”呢？机关走廊里光线十分暗淡。难道，就像当年摩西必须穿越沙漠，才能拯救犹太人似的，我这回非得要走一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住一住三五零八兵站，才能办得了这档子“大事”？但最近也没听说出了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啊。哈拉努里的平静依然像啸叫的雪后狂风，虽然可恨，却永远保持着一副不变的面孔。再说，我是“摩西”吗？不是啊！我这样的狗屁玩意儿，永远也当不了“摩西”啊。至于那个“三五零八兵站”，据我所知，这是军区下了文件要撤消的单位。几个月前，那儿大部分的营房已开始拆迁，大院里断垣残壁，荒草凄凄，一片颓败杂芜景象。非“指定”我上那儿去过夜，难道还想让我在那断垣残壁间，秘演一出新“聊斋”故事？哦哦，这一切，真的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但直觉又在告诉我，这件事跟荒唐和无聊绝对无关。宋振和这小子被我们机关里的年轻人一致公认为是那种“干大事”的人。他轻易不胡来。他也有那种气度，不以个人的好恶来取舍人和谋划事。这使许多年轻人特别愿意跟他一起干事，也愿意替他去办事。还有一点，关键时刻，这家伙只用他瞧得上的人；而且，他一旦做了决定，那就绝无更改的可能。他说他这一生，最欣赏的两句话是李大钊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不过得改仨字，把“著文章”改成“治天下”。那就是“铁肩担道义，辣手治天下”。他常把机关的这帮年轻人找到他屋里去喝酒。三杯下肚，他就会开讲他那“辣手治天下”的宏论。因此，机关里这一帮子年轻干部都特别清楚，对于宋镇长做出的任何决定，你要么低头认命，要么就准备着，跟他对抗到底。您觉得，像我这样的，会有那样一份心气儿跟他对抗到底？所以，即便对这回的新任命琢磨半天我依然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但最后的决定还是只能有一个：低头吧，去冈古拉。
去冈古拉……走吧。走吧……青山何处不埋人？只待马革裹尸回哦！！
吃罢中午饭，我赶紧抽身回家去打招呼，准备赶第二天黑早起程赴任。虽然心里还是在动荡不安着，但既然已决定受命，晚走就不如早走了。（事后证明，这里的确是隐着个名堂，而且是个“大名堂”。）
我家离哈拉努里镇还有十来公里。老爹是那儿一个畜牧防疫站的兽医助理。老爹正经是个中专毕业生。专业化程度正经比我高。但他一生嗜酒如命，一天两顿酒是天坍地陷也不能少的。他这人就那么怪，好酒，偏偏又沾酒就晕。一天得不着这份晕，他都没法活。晕了，又没法工作——一沾酒，他手就抖，抖得不听使唤，听筒针筒捣药面用的石杵什么的，全都拿捏不住。所以，很多年了，他只能在上午干个三四个小时。中午晚上喝罢酒，就没法再干了。虽说是给牲口看病，好像没人那么要紧，但在咱这地方，牲口往往又是许多老乡的命根子。你要治死了他的坐骑，他的奶牛奶山羊，比治死了他本人还要紧。要那样，真还不如一刀把他自己给劈了呢。就是这传统。我这老爹，不仅医术高明，对牲口、对老乡还都特有感情，绝不允许自己在给牲口瞧病时，干出那类二不跨五的烂糟事儿，把老乡们一生的心血和寄托都晾到了干河滩儿上。所以，只要一喝了酒，总挺自觉地躲到他自个儿那个小屋里去放倒了，绝不出来应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让我刻骨铭心。那年，他五十大寿，呼朋唤友，必有一通好醉。院子里，临时加砌的三个柴火灶上，咕嘟咕嘟地煮起好几大锅白水羊头。到下午三点来钟，好几大塑料桶的散白酒全喝空了，屋里院内，果然呼呼啦啦躺倒一大片。霎时间，西边云团紧涌，天色骤然昏黑。电闪雷鸣，狂风卷起巴掌大的砾石，直奔帕拉贡嘎拉河对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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