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将代表专业新生发言，看成是在全系师生面前的一次公开“亮相”。在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中，在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面前进行一次精彩的发言，我以为这风头是大大值得一出的。是一次够辉煌的机会。
预先写好了发言稿，但对同学和老师说尚未写好。发言稿揣在兜里，走出学校，在校园后围墙下来回徜徉，将发言稿背了下来。
我要达到在发言时出口成章的效果。
我要在发言后引起掌声和窃窃私议。
我要在散会时听到学生、教授和讲师们互相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哪个专业的？几年级？”
还要听到这样的称赞：“发言太有水平了！”
“简直出口成章！”
“从容不迫！”
“有演说家气质！”
还要引起男学生们的嫉妒。
还要从此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吸引女学生们的目光。
还要从此为自己在专业，在系里奠定一种优上的地位……
在学校“肝炎隔离室”和传染病医院里孤孤寂寂地度过了整整一学期，想出一次风头的愿望几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开会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铁灰色的卡中山装。出院后买的。上海那时流行衬领，便新买了一条洁白的衬领，使铁灰色内露出一圈洁白。单帽早已不戴。头发早已长出。往宿舍的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个斯文了点的“马立本”，觉得自己还颇有发言代表的风度，挺自信的。系总支书记、工宣队长的讲话，扰乱了我背熟的发言。我觉得他说的太荒唐。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我来。他的话刚结束，我便站了起来。我说：“我不同意您的话！复旦大学谁是虎豹豺狼？既有之，指出给我们看！当然不会是我们工农兵学员吧？那么难道是这些教授？副教授？讲师们不成？我看他们没那么可怕！在上、管、改中，工农兵学员不是与革命的教师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吗？虎豹豺狼一词，不是明明在分裂我们吗？……”
工人若在工厂里做工，我是很尊敬他们的。若在大学里气指颐使，那再令人讨厌不过了。我是有意当众表示出我对这位工宣队队长的蔑视。下乡前，军宣队也当众顶撞过，顶撞也就顶撞了。在兵团，一般连队的知青，几年后已普通形成了对权力的蔑视。有一次，一位兵团总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厂视察，进入我们男知青宿舍，大家躺着的照样躺着，歪着的照样歪着，光着脊梁洗脸的照样水花四溅地大洗特洗，没一个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他说：“同志们好”，也没人应声。
我初入复旦，不知深浅。不知工宣队在复旦的一统天下的权力，更不知“藏龙卧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这句话是张春桥说的。
所以我的话，使全体鸦雀无声。许多老师和许多学生是都知道张春桥说过那句话的。如果我也知道，绝不会当众反驳工宣队长的。我以为反驳他一下，不过就像在兵团时反驳团长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其实大不一样。
我的话所造成的静场效果，使我爱出风头的心理受到了怂恿和鼓励。于是我借题发挥，侃侃而谈。好像还说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从书架上走下来，与老教授们坐在一起，同样引起我的敬意一类的话。总之，接下来我说的尽是一些花哨浮丽、卖弄唇舌的话。大大地哗众取宠了一番。工宣队队长脸色阴沉严峻。
“住口！”有人打断我的话，是评论专业三年级一名上海男同学，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他刚坐下，第二个立刻站起，一场批判会自发开始。我是那么不堪一击。没有机会站起来反驳。有机会站起来也失去了反驳的勇气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扫而光。坐在那里无地自容。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学。这应该被解释为复旦的一种政治现象。同全国所有文理科大学一样，中文系也是复旦的“神经”。是工宣队控制最严的系。如果说其他理科各系的学生还可以也能够将政治视为“副科”，中文系的学生则不得不将政治当成本科。在那个历史时期，复旦中文系实应改为“复旦中国政治系”。复旦小舞台上的政治戏与中国大舞台上的政治戏，是按照同一脚本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队。导演也是他们。在一切运动中，中文系带动哲学系、新闻系、历史系，然后带动起全校。
徐景贤曾对复旦工宣队指示：“北有北大，南有复旦。这是我们的两座桥头堡。复旦应该成为斯莫尔尼那样的大学。”斯莫尔尼，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苏维埃夺取政权培训武装力量的革命大学。“四人帮”希望将复旦的学生培训成既能为他们夺取政权效力的工具，也能像保卫冬宫一样有朝一日保卫他们的“中国士官生”。
工宣队在中文系培训的骨干，以上海学生为主。指出这一点，也许会伤某些上海“工农兵学员”的自尊心，但这是事实。有许多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张春桥曾对复旦作过指示：“要多输送上海学生进京”。
但另一个事实是，并非所有的上海学生，都愿意成为“骨干”。像Ｃ那样的外地学生而积极靠拢工宣队的，有之，不多。每一个怀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图在告别复旦时，得到复旦慷慨的政治馈赠。失掉了些什么，他们不在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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