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某些人对钱的观念很实在一样，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对政治的观念也是很实在的。这也就是“四人帮”粉碎以后，许多应该“说清楚”的人，为什么只谈政治，不谈灵魂，说来说去总也说不清楚的缘故。
我的风头出得很划不来。但因此出了点名。许多学生从此都知道中文系有个梁晓声。在女学生们眼中，我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而已。但我并不认为这不公正。很公正。与其说那是对一个工农兵学员的观点的“围剿”，不如说是对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的公开声讨。
在五角场买香烟，碰到了专业的一位老师。
他问：“气色怎么这么不好？病了？”
我说：“没病。”
他说：“你刚出院不久，肝病容易复发，要注意身体啊！”我说：“谢谢。”
他说：“感到压力了？”
我说：“有点。”
他说：“工宣队是很恼火，还要继续动员学生对你进行推判。我替你多次辩解过了。你是新生，刚入校，对复旦的情况缺乏了解，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也情有可原。”我没作声。
他又说：“其实我和你的观点一样，工农兵学员应该同革命教师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大学又不是动物园，哪有什么虎豹豺狼？耸人听闻嘛！即令有，也不是我们。你的观点并不错，只是太哗众取宠了。如果不是这样，肯定会有不少同学支持你的观点。哗众取宠，你就使自己正确的观点也变成孤立的观点了。在个性、气质、风度和其他一切方面，受人尊重的是质朴无华。你要记住这一点。今后要多观察，多分析，多思考啊！复旦值得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教师的责任之一，就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学生。”
老师的话使我非常受感动。
因为那次发言，以及“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刚刚传到复旦，我第一个闯入校党委抗议不许我们走出校园游行庆祝，我的毕业鉴定上多了对我十分有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条——“与‘四人帮’进行过斗争”。
十六名同学中，只有我的鉴定中有这样一条评语。被粉碎了的“四人帮”是死老虎。
踢死老虎一脚也算勇气么？
细想想，真惭愧！政治对人的嘉奖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从此对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是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作人的原则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复旦见识到了不少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见识到的人和事。
中文系总支副书记中，有一个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余岁。不知是留校生还是工宣队。样子很猥琐。我从未见其笑过，永远那么猥琐地严肃着。仿佛权力又极大，与系工宣队队长平起平坐。背影莫测。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一篇所谓杂文《赞“山羊角”精神》，据说很得张春桥好评。自那以后，似乎更身价百倍，使人觉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时刻想猝然顶你一头。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在系里拍着桌子训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而且他还没有脖子。在校园里看见他，矮矮地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移动过来，猥琐而严肃地瞪着你，够令人不舒服的。我经常是退避三舍，绕条路走。无路可绕，便低下头去。倒不是怕他到这般地步，是看见他也会破坏你一时的好心境。按说他应到某电影制片厂去作特型演员，却狂傲之极地在堂堂复旦大学内招摇过往。“四人帮”纳“贤”到了宠丑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国替复旦深感羞耻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队员，某天中午还在复旦食堂用钢精勺敲着铁饭碗，一边哼唱样板戏一边排队买饭，第二天便在《人民日报》上扬名显姓，成了中央候补委员。他自己还不知道。别人将报纸拿给他看，指着他的名字问：“是你吧？”他回答：“我他妈的哪有当中央候补委员的造化！”后来证明果真是他，喜滋滋乐悠悠地又对人说：“洪文对我真够意思！”原来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时的小兄弟。王氏还真够讲交情的。鸡犬升天寻常事。难怪那年头许多人都认为政治是个一本万利的赌盘。抹下脸皮往上抛赌注。
“四大帮”粉碎以后，有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一个不寻常人——上海曾红极一时的一位小说作者。到我们专业去座谈过，故而认得。我问他日子好过否？他倒对我说了几句实话：“日子不好过哇。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对文学并不感兴趣。我们是要通过文学走向政治。我们崇拜的是张姚道路。哎，前途如烟了呀！……”
心灰意懒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老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在系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册子，“文革”前出的，便拿着向他请教某一文艺理论问题。
不料他连连摆手，有些惊惶地说：“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
我说：“别人告诉我就是您写的呀！”
他更加惊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说罢匆匆而去。同学小莫恰巧看见了这情形，对我说：“你别再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他找麻烦！”
我说：“我又怎么了呀？不过就是向他请教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嘛！”
小莫说：“文艺理论在中国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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