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三突出’创作原则，请教我吧！”
我问：“他不愿回答也罢了，干嘛那么惊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着他走远的背影，说：“因为他是个‘坏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诉我：据说他原是徐景贤的同学。徐氏还没在政治上成气候时，两人碰在一起开过一次什么会。徐氏爱听鬼故事。他也善讲鬼故事。讲罢回自己房间睡觉，半夜徐氏敲门，只穿着裤衩跨进他的房间，言道怕鬼，不敢独眠。房间里正好空一张床，徐氏便天天与他睡在同一房间。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纠缠他讲鬼。后来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反对徐的一派组织就派人到复旦来找这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讲师，想从他口中获得“炮轰”材料。讲师本是书呆子，不愿卷入政治旋涡，被纠缠烦了，无法摆脱，便拍拍衣兜说：“材料都在这里。时候不到。时候一到，材料抛出，十个徐景贤也打倒了。”说的实在是气话。
徐氏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稳了，就下令将他抓了起来，被隔离审查半年有余，逼他老实交待，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审来讯去，他也只能交待出一条——徐景贤怕鬼。终于定不成什么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对他耿耿于怀。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总归是有点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产生疑问：真唯物主义者还是假唯物主义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喻：“这个人是个坏人。要控制使用，永不得带学生。”
于是未盖棺而定论，这讲师便成了复旦园内罪名抽象的“坏人”。以后我每次再见到他，心中尤为充满同情。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释冤的。述说一次自己成为“坏人”的经过，便等于又散布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的言论，岂非坏上加坏，罪上加罪么？别人也是无法替他释冤的。就只有那样令人莫测地和一个“坏”字连着了。在我看来，他那半秃的头顶，那列宁式的智慧型的前额，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完完全全是个只会做学问的人。可能做学问做的还有点“迂”。呜呼！悲夫！至今想来，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么？
讲师成了坏人，学生原来是“试验品”。
同学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县人，农村姑娘。矮、胖、圆脸。像目前电视中正在播放的儿童动画片中的“小咪呣”。挺厉害，谁说她一句不的话也不行。开玩笑她会当真。动不动就这样抢白你：“昨啦，瞧不起阿拉贫下中农女儿哇？”心眼却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学中，三年不说一句违心话，不做一件违心事的，我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批邓”时，每个同学都至少贴过一张表态性质的大字报。唯独她例外，不写。很干脆地说：“阿拉写不来嘛！”若是别的同学，起码属于路线斗争的立场问题。对她，没人敢这么上纲上线。谁也奈何不得她。
她确是“写不来”。
老师将我和她编在一组，交给我帮助她提高“写作水平”的任务。
我第一次看她写的东西，是学期个人总结。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一“逗”到底，最后一个实心大句号。而那字，像稻田里插的秧苗，一律倾斜地“长”在格子里，仿佛字字是从下往上挑着写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语法就更谈不到了。我想替她重标一下标点，力不从心。一“逗”到底，还看得明白。若重新断句，则没有一句话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惊诧，问：“你上过几年学呀？”
答曰：“初一。”
又问：“为什么初中都没念完？”
答曰：“母亲死了，家中缺劳力，帮父亲挣工分。”
再问：“教你的语文老师没给你讲过如何运用标点符号吗？”
答曰：“谁有耐心认真学那些？”
“为什么？”
“不学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着她，许久不知说什么。
她说崇明对面是台湾。我告诉她不是。她就跟我争执不休。争得我只好说是是是。
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对复旦中文系有过什么“指示”，要招收一个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学生，将其培养造就成为作家。以打破“文学神秘论”、“作家天才论”。她就是按照这样的指示，招入复旦的“试验品”。
知道了这个底细后，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后来同学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却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她自己不知，也就从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学金，吃饭很节省，竟能省下近半数的钱。不买书。买衣服。对我说：“两个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个月，我至少能添十几件衣服是不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问：“你有对象了？”
她诚实地点点头，说：“还没定。”
问：“为什么还没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将来就甩不掉了。”
问：“他很爱你？”
答：“当然，我们全公社，这几年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
她对我比对别的同学信任，肯讲实话。
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就从怎样运用标点符号起帮她提高“写作水平”。三年来，我觉得我对她是尽了一个同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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