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诺。”
小莫说：“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带这个头。”
“是完全没有必要。”我表示同意。
可小莫紧接着又说：“其实带了这个头也无所谓，不过就是坐在哪儿吃饭的问题。”
我想了想，又表示同意：“是无所谓。”
我们刚才紧张的神情渐渐松弛，对望着，忽然都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既认真又可笑，因为非常认真而显得非常可笑。我们都忍不住噗哧笑了起来……然而我们并没有获得带头坐“留学生专桌”就餐者的“荣幸”。当我和小莫一块儿来到饭厅，“留学生专桌”早已不成其为“专桌”了。围坐着它们吃饭的更多是中国学生。“留学生窗口”也名存实亡。有几个中国学生想为所有的中国学生作出表率，假装大大咧咧的样子，将饭碗从窗口递了进去，却又被粗鲁地推了出来。卖饭的姑娘一本正经地说：“没接到取消‘留学生窗口’的通知，我可无权擅自破例！”那几个中国学生只好悻悻离开。
但是所有的留学生们，毕竟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愿望实际上已获得了所有中国学生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一个个因此而格外高兴，分散地与中国学生们坐在一起，又说又笑。大多数中国学生，在这种不常见的友好气氛中，却还是习惯地，不，是本能地表现出矜持和拘谨。
小莫说：“还真造成了一种水乳相融的局面呢！”我纠正他道：“实际上还是水乳不相融，不过混兑在一起罢了。好比鸡尾酒。”
小莫说：“比喻得不错。”
两天后，“留学生办”通知我，说要找我谈话。我马上联想到了申·沃克三天前从饭厅到四号楼的路上对我和小莫发表的那些言论，忐忑不安。但又一想自己毕竟没说过一句附和沃克的话，心里踏实了些。隔墙有耳。路上也有耳。大学没教给我什么正经知识，侧教给了我不少“防人”的经验，或曰“常识”。那便是——尽量将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包裹得愈严密愈安全。
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教训是太值得记取了。
入学数月后，我便观察出同学中有几位善于“打小汇报者”，殊恶之。曾以刻语相讽。
一日，晚饭后，同学Ｈ邀我出去散步。他与我同寝室，而且上下铺。我下他上。我当时有些不舒服，但其邀甚殷，难以坚拒，强颜随行。
走出校园，跨过马路，漫步一条僻静小街。其实那算不得一条街，也算不得一条巷，一侧是大片菜地，另一侧有零散民宅。我只是相与走着，并无话说。Ｈ偶尔说一句淡话。实实在在的是“散步”。
Ｈ突然发问：“你猜，这是谁住的地方？”
我看时，见高墙内树冠探出，洋楼露顶。院内寂寂然如无人所居。走至门前，门半掩，得窥院内卵石铺路，冬青成篱，月季盛开。有葡萄架，串串葡萄挂缀架下，待人剪摘。我不知这是什么人住的地方，摇头。
Ｈ告诉我：“这是陈望道先生的住所。”言罢，脸上闪耀出神秘之色。
我顿时肃然起敬，倒退着离开院门前。
直至那时我还是一句话都没有与他说，不知为什么，那个傍晚我就是不想说话。也许仅仅是由于身体不舒服。我们从它路回返，Ｈ突然又问：“哎，你觉得那院子怎么样？”
我不甚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迷惑地瞧着他。
他一笑，进一步问：“要是让你在那么一座院子里生活，你会感到满意吗？”
我随口回答：“当然满意。”
我觉得他问得有点莫明其妙，回答前并未作任何严肃的思考。他问了我好几次话，一次也不回答，未免有故意冷淡之嫌。我本无此意的。那样回答了，认为他就不会再问什么了。而且我回答的也很实在。
他果然不再问什么。却看出他内心里暗暗高兴，竟吹起口哨来。
“当然满意”——这四个字，是我与他散步时说过的唯一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