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谓得王道之要务。至于“尊所闻”、“行所知”二语，尤为紧切。盖天下事，非知之难，惟行之难。武帝所慕者成周之治，而所行者亡秦之政，欲以比隆于古，不亦远乎！故仲舒此言，真深中武帝之病，而后世人主有志于慕古者，毋若武帝之空言哉！
原文 “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直解 仲舒既对了第二策，武帝又出一策题问他说：“三王之教，所尚不同，莫非是道有异乎？”于是仲舒又对说：“这道是古今天下所共繇的，就使行之万世，岂有弊病？
其有弊病，乃是后来人肆意妄行，失了这道故也。如夏禹开国之初，崇尚忠厚，到后来风俗变得都骄恣了，故殷汤继之，不得不改尚敬畏。敬畏之久，又变得忒质朴了，故周文、武继之，不得不改尚礼文。是文以救敬之弊，敬以救忠之弊，矫偏归正，损益就中，事当如此。
至于道，则岂有异哉！盖这道之大原，乃从天出，自然而然。天至今不变，则道亦不变，自古圣王不过顺天道而推行之耳。是以禹承继舜、舜承继尧，这三个圣人，以圣继圣，递相传授，守着一个道理，无有弊病。既无弊病，何用救正？
故尧、舜、禹之间，不闻有损益厘革的事，正以其道之同故也。这等看来，可见圣人承继治世之后，其道则同。如夏继虞，虞继唐是也。承继乱世之后，其道则变。如周继殷，殷继夏是也。今汉继秦大乱之后，周家所尚的仪文，已流荡浇薄到极处了。
今日正该渐渐减损周家的仪文，崇尚夏家的忠厚，以救正之，然后教化可行而风俗可易。此乃继乱世之道，不得不如此也。大抵世变之日趋于文，如江河之日趋于下。在周末世，孔子已叹其过于文，而欲从先进，况汉世乎？”仲舒斯言，真救时之论也，抑非特汉世为然。
自汉以来，虚文日盛，实意渐漓，司教化之责者，宜三复于斯言矣。原文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直解 六艺，即《易》、《书》、《诗》、《春秋》、《礼》、《乐》之六经。董仲舒又对策说：“《春秋》之义，天下诸侯皆统于天子，禀其制度，无敢违异，叫做大一统。这乃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不可一日不明者也。
如今学术分裂，民无适从；师之所传，各为一道；人之所持，各为一说。六经之外，殆有百家，方术各异，指意不同。纷纷然争立门户，此是彼非，各欲行其所学。所以为人上者，被诸家的议论说乱了，亦无以主张国是而成一统之治，斯大乱之道也。
臣愚以为，天下所当诵习者，止是孔子所删述的六经，其余诸家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如申不害、韩非为刑名家，苏秦、张仪为纵横家，如此等类，都是邪说，该一切禁绝之，勿使并进。凡师之所以为教，弟子所以为学，有司所以荐举，朝廷所以取人，都只以孔子六艺为主。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百姓每始知所适从矣。”盖汉家承秦之后，士习申、韩、苏、张之术者，皆在所举。故仲舒第三策篇终，讲禁绝之，使圣道不杂于功利，六经不晦于异端，此其所以为醇儒也。至今百家灭息，而孔子之六艺，如日中天。
若仲舒者，不独有功于汉，亦有功于万世者哉！原文 及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尝问之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伐吴灭之，寡人以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对曰：“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繇此言之，则粤未尝有一仁也。” 直解 勾践，是粤王的名。泄庸与文种、范蠡，都是越王的臣。五伯，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缪公。董仲舒对策之后，武帝除授他做江都国相，出事江都易王刘非。易王，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兄，平素骄贵，又好勇力。
仲舒既为国相，时常以礼法辅导匡正之，易王因此感动，也知敬重他。一日问仲舒说：“昔春秋时，粤王勾践发愤苦志，欲报吴仇，与其大夫泄庸、文种、范蠡三人共图之，竟用这三人的计策，举兵伐吴，遂灭其国。粤王自此强于天下，得与中国之会盟，三人之功大矣。
昔孔子称微子、箕子、比干，是殷时三个仁人。寡人观泄庸、种、蠡霸粤吞吴，功业不小，说粤也有三仁，不知何如？”董仲舒对说：“王把仁许这三臣，不过取其功耳。殊不知所谓仁人者，其存心处事，但知有道理，不知有利钝。
义之所在，就守正而行之，更无一毫图利之心；道之所在，则秉公而明之，绝无一毫计功之念。纯乎天理，一无所为而为，这才是仁者之心。少涉私意，便是伯道，乃仁人之所深耻者。所以孔子之门，就是五尺童子稍知道理的，也羞称五伯之功，只为他专尚诈力，假借仁义以济其私欲故也。
夫五伯之功，犹为圣门所羞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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