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东胡国名。光武时，匈奴中有个日逐王名比，是呼韩邪单于之孙，管领匈奴南边八个部落。这日逐王自以不得立为单于，常怀怨恨，欲与单于相图。至建武二十四年，那八个部落的头领，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仍袭他祖公的名号。
以他祖公呼韩邪尝依汉得安，如今也要自附于汉，以求中国之助。于是率众到五原郡塞上，自请称臣内属，愿永为汉之藩蔽，替中国堵截北虏。光武将这事情，下与公卿每会议。那时会议的都说：“若受了匈奴之降，须用金帛赏赉他，万一他国内有难，又须出兵去救他。
今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岂可复费中国之力，与夷狄作主？且夷狄狡诈，真伪难知，不可许也。”独有五官中郎将耿国议说：“昔孝宣帝受呼韩邪之降，边境无事者数十年。自中兴以来，匈奴骄慢，屡为边患。今幸他国内分离，他的孙子又来纳款，宜如孝宣帝时故事受他，就使他近塞居住。
东边捍蔽着鲜卑，北边抗拒着匈奴，以夷狄而御夷狄，最为中国之利。且以倡率勉励诸四夷，都效他这般归顺，又乘边境无事之时，得把那沿边诸郡被匈奴残破的，渐渐修复，却不是好？”光武以耿国之说为是，遂从其计，立日逐王为单于，号做南匈奴。
于是匈奴遂分为二矣。尝观西域诸国，各请内属，光武不受，今南匈奴请降，而光武受之，何也？盖先时中国初定，匈奴方强，故却西域之请，而专意北虏，所以安中国也。至此时匈奴有分争之衅，而我得以乘其敝，故受南匈奴之降，以共制北虏，亦所以安中国也。
且西夷北虏，其势不同：西域之去来，不足为中国之轻重；而北虏之分合，则有关于边境之安危。故制御之策，不同如此。其后南北匈奴互相攻击，而中国晏然，累世无兵革之警，斯其效昭然可睹矣。原文 二十六年，初作寿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兴之后，与丘陇同体。” 直解 建武二十六年，光武自家预先造下生坟，叫做寿陵。谓之寿者，盖取考终之意。
光武说：“上古时，帝王丧葬，其礼甚简。陵前摆列人物，都是土烧成的，冥器之类，都是瓦的。以素木为车，茅草为马，不用金银珠玉，其葬之薄如此。所葬之地，又都只因地势之高下，不另起山陵丘冢，所以然者，不但节省财力，亦欲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免于发掘之患也。
今我所制造的寿陵，其地不过用二三顷，不必太广，亦略仿古人之制，因山为高，因地为下，不必又筑土为山陵，凿地为陂池，止通沟渠，令可流水便罢。庶使继汉迭兴之后，虽朝代不同，此坟陵体制，与丘阜陇阪一般，人莫知其处，可以保全而无患也。
”夫死者，人情所忌讳也，而光武预作陵寝于生前。穷奢极费，以厚葬为礼者，秦汉以来之敝俗也，而光武务从简俭。比那秦家骊山之制，用徒七十万，耗费天下财力，不数年而遭发掘者，何其愚之甚哉！以此益知光武见之明，而虑之远也。
原文 臧宫、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今命将临塞，厚悬购赏，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
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本传此句下有“以灭大寇”四字。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直解 黄石公，是秦时有道之士，曾授书于张良，叫做《素书》。光武二十七年，北匈奴屡被南匈奴抄掠，不能自安，也要与汉家和亲。那时汉朝有两个猛将，叫做臧宫、马武，齐上本说道：“匈奴之性，惟知贪利，没有礼法与信义。
穷迫时，则稽首投降；及安乐时，又侵犯为寇。不可以恩信结得。今闻虏中地面，人畜遭瘟疫多死，又有大旱蝗虫之灾，数千里尽成空地，一无所收，疲困乏力，不能当我中国的一郡。此天亡匈奴之时也。今若乘此时，遣将临边，悬厚赏之格，以告谕东胡、西羌诸国，使他左右夹攻，则北虏亡灭之期，不出数年耳。
岂可舍而不诛，以养寇遗患乎？”光武下诏答他说道：“黄石公书上说：‘天下之事，柔者偏能制刚，弱者偏能制强。舍近而谋远者，徒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者，安逸而有终。所以说，务广辟其土地者，必致荒乱；务广施其德泽者，乃能强盛。
’这几句都是黄石公的格言，大抵恶刚强而戒远图，真有国家者之所当念也。今我国内自无善政，天降灾变，也连年不息。方自忧之不暇，而又欲穷兵远讨，从事于边外乎？假如时势可为，就是用天下一半之力，以灭此大寇，岂不是我的至愿！
苟非其时，不如且休息民力，保守中国，以遵黄石公守弱谋近之戒可也。”自此以后，诸将知光武有休兵之意，莫敢再言兵事者。盖帝王之制御夷狄，于其来降，则以恩抚之，至其有侵犯之衅，亦不过预修武备，固守边疆，使之不能为大害而已。
若忿其难驯，乘其衰敝，遂欲发兵深入其地，将见虏未必灭，而中国之疲耗，已不可胜言矣。光武引黄石公之说，以却臧、马二将之请，何其识明而虑远哉！原文 三十年，车驾东巡。群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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