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体，岂宜如是？此我所以不敢把朝廷的官职私厚我秦府旧人也。”太宗此言，真可谓知治体者矣！盖朝廷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故能称其职，虽仇不可弃，不能称其职，虽亲不可私。如魏徵、王珪，都是太子府中人，苟弃而不用，何以成贞观之治哉！
至于房玄龄，实秦府旧人，乃首擢以为相，天下不得议其私，可见王道至公，有意任旧而不择贤人，固不可，有意避嫌而故弃旧人，亦不可。诸葛亮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此可为用人之法。原文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故故字当作政字。
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生。直解 这一段是纪太宗重道右文的事。四部书，是经、史、子、集，分作甲、乙、丙、丁四类，故为四部。太宗见得帝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无一件不载之于书，乃于弘文殿中，聚集四部书，约有二十余万卷，以备观览，因开馆于弘文殿旁，叫做弘文馆。
妙选天下能文有学之士，使居其中，选得记室官虞世南、文学官褚亮、姚思廉、给事中欧阳询、参军蔡允恭、著作郎萧德言等六人，皆各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分为两班，使之轮日直宿，每日听朝毕，遇有间隙之时，即延引诸学士入至内殿，将古昔帝王嘉言善行载在经籍者，与诸学士一一讲论，务考究其成法，朝廷见行的政事，有疑难不决者，与诸学士件件商确，务参酌以时宜，或讲论未明，商确不的，便坐至夜分，方才停止，也不以为劳，其延访之勤如此。
又以秘书藏在内殿，外人得见者少，乃取朝官三品已上的子孙，充弘文馆学生，着他习读秘书，讲究今古，因以储养人才，而为他日之用焉。大抵人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多不事诗书，而国事草创之初，亦或未遑教化。太宗当在秦府时，已尝开馆延贤，即位未几，乃又广收图籍，专精讨论，下至大臣子孙，并使肄习，其于诗书教化之际，惓惓如此，君德岂有不盛，治道岂有不隆者哉！
原文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繇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直解 太宗一日与群臣计议说：“盗贼为患何术以禁止之。”有一臣议说：“盗贼肆行而无忌者，繇法轻故也。今请益严其法，凡为盗的俱从重论，使人不敢犯，盗将自止。”太宗乃微笑他说：“民虽至愚，指之为盗，未有不羞耻者，今乃甘心为此，岂得已哉！
良繇在上的，用度不肯节省，往往加派于民，赋税繁多，徭役重大，那不才官吏，贪赃需索，又侵渔其间，以致百姓每废弃生理，变卖产业，衣食不给，一时迫于饥寒，遂不暇顾廉耻，相率而为盗耳。今朕只该反身节欲，自宫中以至于官府，去其奢侈，省其费用，本源既清，自可无暴征横敛，繇是轻徭役，不尽民之力，薄赋税，不夺民之财。
又选用清廉官吏，分理郡县，爱养百姓，使其安生乐业，衣食有余，则自然知有廉耻，不肯为盗，又何用重法以禁之乎！”太宗只如此行去，才数年后，四海之内，渐跻太平，道路上或有遗失物件，也无人拾取，人家外面门户，晚间都不用关闭，那做商贾与行路的，或投不得店家，就在野地里歇宿，亦绝无盗贼之警，可谓升平之极矣。
此可见人君欲止盗，不在重法，只在轻徭薄赋而已。然非朝廷之上，费用减省，郡县之间，官吏清廉，虽欲轻徭薄赋，岂可得乎？彼贪官污吏，每假朝廷催科之急，以自恣其囊槖之私，故国赋日增，则国用日侈，而民生日蹙，至于民穷盗起，而后救之，则晚矣。
然则太宗选用廉吏一言，尤弭盗者所当留意。原文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繇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直解 太宗深鉴前代昏主纵欲败度，不恤小民，以致丧身亡国之祸，尝与侍臣说道：“君之与民，本同一体，君之安危系于国，国之安危系于民，民安而后国安，国安而后天位可以常保。故君虽贫不可以剥民而求富，若刻剥乎民，以奉养乎君，就如割自己之肉，以充自己之腹。
腹虽因啖肉而饱，却不知肉尽而身亦随以亡；君虽因剥民而富，却不知民贫而国亦随以乱。故人君之祸患，不在夷狄盗贼自外而来，常繇纵耳目，快心志，自身而出。夫耳目心志其欲无穷，欲心既盛，则将穷奢极侈，无所不为，其费用必广。
费用既广，则常赋不足以供，必将额外科求，其赋敛必重。赋重，则民不堪命，而有愁苦之心。民愁，则国本以摇而有危殆之势。国既危，则君不能以独安，而丧亡无日矣。原其初，只繇纵欲一念所致，其祸真可畏也。朕常以此内自思省，惟恐侈心一萌，贻祸不小，故宁樽节以省费，不敢纵欲以病民，庶几保民以保国，保国以保身焉。
”大抵人君纵欲而不恤民，只缘不见得有亡国之祸耳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