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魏徵对说：“以臣论之，殊为不然。大凡天下太平，那百姓每久处宴安，未遭患难，便都骄惰放佚，不遵礼法。骄佚，则长恶之机熟，而向善之思少，故其教之也反难。若是天下有事之后，那百姓每曾经离乱，出自水火，方且忧愁困苦，日不聊生。
愁苦，则望治之情切，而思善之心起，故其化之也反易。譬如饮食一般，人不甚饥，所食多不适口，若是那饥了的人，但得些饭食，即足以克饥，岂不易为食？人不甚渴，所饮多不适口，若是那渴了的人，但得些水浆，即足以解渴，岂不易为饮？
然则大乱之后，教化易兴，亦犹是也。善为治者，正宜乘此有为，岂可反以为难耶！”太宗一闻徵言，深以为是。有封德彝在旁，心中不服，说道：“自三代以来，风气日漓，天下人心，渐以浇薄讹伪，故秦继周以后不以道德化民，而专任法律，汉承秦之弊，不以纯王为治，而参以霸术，本是欲施教化，而势有不能，岂是能施教化而心反不欲耶！
可见天下风俗，一日不如一日，所以人君治道，一时难仿一时。今魏徵本是书生，拘泥旧闻，不通当世之务，若信其虚谈，欲任教化，必至粉饰弥文，坏了国家实政，不可从也。”魏徵驳他说道：“治有隆污，人无今古，就是五帝三王，也只是这些百姓，不曾把世上人民都换过一番，方才施化。
只是他行帝道以化民，即成帝者之功；行王道以化民，即成王者之功。只看他所行何如耳。试以其事言之，昔神农氏之衰，蚩尤强暴，黄帝举兵征之；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举兵诛之；夏桀无道，成汤放之于南巢；殷纣不君，武王伐之于牧野。
此四君者，皆能移风易俗，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而施以教化耶！若如德彝之言，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三代之时，已自不如五帝，秦汉以后，又当远谢三王，至于今日年代愈多，天下之民，都该变成鬼魅，无复人形矣，人主岂得而治之耶！
即今日之人心，未必不如古，则古人之教化，未尝不可行也。德彝之言，不亦过乎！”大率德彝之意，欲任威刑，魏徵之意，欲行仁义，太宗折其可否，竟从魏徵之言。于是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休养生息，与民更始，行之数岁，果能身致太平。
史臣因追叙说，比先贞观元年，天下初定，京畿地方，五谷不登，民遭饥饿，米价踊贵，一匹绢才买得一斗米。贞观二年，各处都有蝗虫为灾。贞观三年，又遇大水淹没，连岁饥荒，生民困苦。只因太宗以德化为治，日夜忧勤，加意安抚，百姓每虽东西趁食，展转流离，然感太宗抚恤之仁，无有嗟怨之意，都安分求生，以待丰岁。
至是贞观四年，岁时和调，五谷成熟，天下大稔，那先年流移的百姓，都还归乡里，米价之贱，每一斗只值三四文钱，其丰收如此。繇是衣食既足，礼义自兴，百姓皆不犯法，一年之内，通计天下问死罪者，止有二十九人。地方之广，东至于海滨，南及于五岭，处处生民乐业，盗贼不兴，人家门户，夜间都不关闭，就是行路的人，也不必自赍粮食，随处充足，可以取给于道路焉。
于是太宗自喜，与群臣说道：“昔魏徵尝劝我躬行仁义以化天下，封德彝却以为非；今民皆乐业安生，礼教成俗，是行仁义有实效矣。恨今封德彝已故，不及见这太平景象，使自知其所言之妄也。”夫唐太宗一行仁义，其效遂足以安民生、兴教化，贞观之治固非偶然者矣。
但不本于正心修身之学，而徒求之于政理，是以不能如五帝三王之盛也，图治者可不求其本哉！原文 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
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力岂独在朕乎！” 直解 这一段，记太宗称赏魏徵的说话。
太宗既听魏徵之言，力行仁义而有效矣。一日谓大臣长孙无忌说道：“贞观初年，天下甫定，朕方虚心听纳，以图治理，群臣上疏的，都只说生杀予夺是人主的威权，这威权须繇自己主张运用，不可听信臣下，委之于人，使得干预。
又说今中国已定，威武既张，宜乘此时益加震耀，选将出兵，征讨四夷，使之畏服。群臣都要我以威严为治，独有魏徵劝我说：‘戡乱用武，致治用文，如今百姓每方脱干戈，未沾德化，须是偃息了这武事，修起那文德，以仁义教化，惠养斯民，使中国安生乐业，既已治平，则四夷向风慕义，自然归服，何用震之以威武邪！
’朕听从其言，不数年间，天下大治。突厥破灭，颉利成擒，胡越一家，更无疑贰。其酋长都心悦诚服，各带刀剑，日侍左右，为我宿卫，亲近不疑；其部落种类，都变夷为华，沿袭衣冠，一如中国。果然应前日所言，这是魏徵劝我偃武修文之功也。
”魏徵以太宗归功于己，不敢承当，乃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安静，都是陛下神威圣德所致，微臣何功之有！”太宗说：“天下事须是君臣各任其责。臣能自效，不能必君之信任；君能任臣，不能必臣之称职。今朕固能听从公言，信任不疑；至于耻君不若尧舜，以谏诤为己任，则公之能称所任也。
然则今日所以致此，岂朕一人之力乎！所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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