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原文 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斩之。
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直解 朝集使，是各处朝觐官。刺史，即今之知府。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召天下朝觐官面谕之说道：“朕今初即位，要为天下兴利除害，作新化理，以永保我皇考洪业。
但朕生长深宫，外面的事，未能周知，尔等分职四方，于凡民情苦乐、政令得失，必能知其详细，除事体停当，百姓称便的，都照旧执行。外若事有不便于百姓，或建置非宜，所当更革；或措理未善，所当改定；或行之已久，而时势不同；或法意本良，而条理未备，尔等须一一为朕据实陈奏。
若地方事多，奏对之间，一时仓卒不能尽陈者，更须具疏实封奏闻，庶乎朕虽不出户庭，得以尽知天下之事。”高宗既宣谕众朝觐官，从此后遂每日引诸州刺史十人，使繇阁门见于便殿，问以百姓每所患苦的情状，及刺史所施行的政治，究观其可否如何，用知他才调短长，人品高下，以为黜陟兴革的张本。
其留心吏治，勤求民瘼如此。又用先帝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相。那时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知无忌忠勤为国，更不推究，即时传命将弘泰处斩，使小人不敢妄生谗谤，摇动朝廷。无忌与遂良同心协力，辅佐新政。
高宗亦尊重二臣，优加礼貌，恭己南面，凡朝廷事务，虚心委任，听其裁决，绝无嫌疑，其信任贤臣，不惑谗闻又如此。所以永徽初政清明，百姓每阜盛安乐，有太宗贞观之遗风焉。夫笃信耆旧，以端化理之本原，博访外短，以悉闾阎之利病。
高宗初年，励精图治如此。使能持之有常，其盛德可少訾哉！惜乎溺爱衽席，渐不克终，无忌、遂良，竟见疏弃，孽后干政，宗社几危，可为永鉴也。原文 显庆元年，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
”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老人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桑，则国人皆有余衣矣。
’故人君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直解 显庆元年，高宗谕侍臣说道：“朕为天下之主，常思惠养小民，使之各得其所，但不得其要，卿等宜为我言之。”中书令来济对说：“养民之道无他，惟在不扰而已。昔者齐桓公出游郊外，见一个年老的人，饥寒可悯，桓公命赐之以食。
那老人说：‘国中之人，不独我一人受饥，愿赐一国之饥者。’桓公又赐之以衣。那老人说：‘国中之人，亦不独我一人受寒，愿赐一国之寒者。’桓公说：‘寡人仓廪府库，所积有限，安足以遍一国之饥寒！’那老人说：‘所谓赐之以食者，不必分君之粟米，以济人之饥；所谓赐之以衣者，亦不必分君之布帛，以济人之寒也。
只想那百姓为何受饥，因不得力农故耳。为民上者，但能不夺其务农之时，使得尽力于畎亩，则粟米丰登，而国人皆有余食，这就是君赐与他食了，何必人人而食之哉！百姓为何受寒？因不得蚕绩故耳。为民上者，但能不夺其蚕桑之时，使得尽力于纺织，则布帛充足，而国人皆有余衣，这就是君赐与他衣了，何必人人而衣之哉！
’观老人之言如此，可见人君欲养天下之民，不在于家赐而人给之，只是体恤下民，善立法治，省其征求，使财不竭于暴敛，省其徭役，使力不困于公家，则民皆乐业安生，而衣食自足，所谓养民之道，莫要于此矣。”夫来济以省征役为养民之要，其言固已甚当，然非省费用则不能省征求，非省工作则不能省徭役。
必须将用度之过当者，皆为撙节，然后费出有经，而征求可薄；工作之不急者，一切停罢，然后征调有度，而徭役可轻。此又济之所未及也。原文 麟德元年，初，皇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
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直解 这一段，是记武后擅权之繇，以著唐家的祸本。高宗麟德元年，此时武后裁决政事，权侔人主。
史臣追述其初时，武后以太宗才人废弃为尼，因高宗后王氏与萧淑妃争宠，荐引入宫。武后巧慧有机权，能自甘卑屈，忍受耻辱，委曲奉顺人主的意思，得其欢心。以此高宗被他蛊惑，大见宠幸，拜为昭仪，就要废了王皇后、萧淑妃，立他为皇后。
那时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极力谏止，高宗不听，竟排斥众议，册立武氏为皇后。武后既已得志，便肆无忌惮，乘高宗之昏，窃弄权柄，遍置私人，内杀皇后、萧淑妃，外杀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专作威福，但是高宗要做的事，动辄为他所牵制，不得自繇。
高宗怒其专恣，尝命近臣上官仪草诏欲废之，竟为武后所胁沮，反诛了上官仪。自此以后，高宗每出临朝视事，武后便随出垂帘坐于其后，外廷政事，不论大小，皆得预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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