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 宗原文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征科，自立色目，新旧相仍，不知纪极。
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
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时设制两税赋法缘繇。版籍，即今黄册。主，是土居。客，是流寓。唐时人丁，以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成丁。度支，是总理财政之官。唐初，赋敛之法叫做租、庸、调。每丁授田百亩，计亩起科，上纳田粮，谓之租，即今之地粮也。
每人一丁一年有二十日在官差使，若免了差使，每日折绢三尺，谓之庸，即今之丁银也。每户各随其所出，上纳绫、绢等项，谓之调，即今之门银也。当时粮差只有这三样，再无别项科派，行了百余年。至玄宗之末，法久弊生，版籍已渐坏了，所载田地户口，多非实数。
及至肃宗至德年间，兵戈纷扰，用度烦费，各处追征钱粮，催督紧急，当时取办又无一定之法，添设许多钱粮衙门，如盐铁度支、转运等使，都不相统摄，各人任意征科，自立名目，旧管衙门派了一番，添设衙门又派一番，新旧相仍再无休息，非复唐初租庸调之制矣。
至是宰相杨炎建议，改为两税之法，先算各州各县每年应该存留费用若干，又算起运上供钱粮该用若干，而后取之于民，量其出之多寡，以为入之轻重。户不分土著、流寓，只查见居何州县，即上册寄籍；人不分成丁、中男，只审其家之贫富以为差等；为行商者，所在州县估其货物，三十分中抽取一分，使与居民一样应役，不得侥倖便利。
至于居民赋税，分为秋、夏两季追征，故谓之两税。其租、庸、调旧法，并后来加派杂徭，尽为罢革。天下财赋，都着度支总领，别项添设使职不得专制，其所议如此。德宗以为便民，即于登极改元赦令中，即将此条开载，命各处守臣查核百姓丁产等级，通行此法。
繇是两税定赋，遂为历代相沿通制，以迄于今矣。原文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
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贱甚贵之忧。直解 县官，指朝廷说。不赀，是无量的意思。
觇，是窥视。德宗时，刘晏为转运使，专理财赋。初，安禄山、史思明作乱，数年之间，兵戈扰攘，百姓死亡逃窜不可胜数，天下户口十减其八九，税粮无从出办，又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都自占用，不供给朝廷，所以府库之财，日加耗竭。
且中国多事，每有征讨，又戎狄岁岁犯边，各处调重兵屯宿防御，军饷都仰给于朝廷，所费不可限量，凡一应军国之费，都只靠着转运使刘晏一人经理。然刘晏素有精神，能理烦治剧，又多机识，能随机应变，凡天下财货，有无通融都设法区处，曲尽其妙。
常谓公私所以不足，只是物价未平，或甚贱甚贵，莫能流通故耳。乃多用工食雇募善走之人，沿途设递相望不绝，使窥探四方物价，星夜传报，虽在远方，不数日都达转运使司。一应粮食货物，如某处多余则官为之疏通，使不至太贱；某处缺少则官为之接济，使不至太贵。
一轻一重之权，皆在其掌握之中。自是利归于官，既可以佐国家之用，而物价常平，天下亦无甚贱甚贵之忧，盖公私俱便矣。原文 晏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捡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
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逮。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直解 句捡，是查理。符牒，即文书。刘晏为转运使时，常以为办集众事，在于得人，故其经理财赋，必选择一般通达敏捷、精力强悍又廉洁勤励的人，方肯委用。至于查理文书、收放钱粮有干系要紧处，事虽至小，必委那读书出身的士人掌管。
其左右掾吏只令书写文牒，不许轻出一言，有所干预。所以然者为何？晏常说：“士人所志远大，爱惜名节，一陷赃私贿赂，犯了清议，即沦弃终身，不为时用。他看得名重似利，故多务清修，纵使居财货之地，不肯便去干染。
吏胥资革原卑，虽苦行廉洁，也终不得显荣。他看得利重似名，故多有贪污，若使掌管钱粮簿书，定是有弊。所以只用士人，不用吏胥。”然其理财之法，惟晏能行之，他人效之者终莫能及。其船场、巡院要紧繁剧之官，晏俱加意拣择，必尽一时之选，不肯轻授一人。
故自晏之后，但是掌管财赋有名的人，多是他旧日属官，其能用人如此。按刘晏用人之法，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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