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帝，名祯，是真宗之子，在位四十二年。原文 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灾，诏系守卫者于御史狱。太后泣对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宫，今一夕延燎几尽，惟长生、崇寿二小殿存，何以称遗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
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吕夷简亦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应宫之建，非应经义，灾变来警，愿除其地，罢诸祷祠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复言：“此实天变，不当置狱。
”太后与帝感悟。遂减守卫者罪，下诏不复修治，以二殿为万寿观。直解 玉清昭应宫，是真宗所建，以尊藏天书之处。天圣七年六月，京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被雷火烧毁。有诏逮系看守宿卫人员，送法司问罪。此时仁宗嫡母刘太后临朝，见此宫被毁，涕泣而对大臣说：“先帝尊事上天，敬奉道教，故不惜大费，竭力以建此宫。
今守卫者不谨，一夕之间，延烧殆尽。只留下长生、崇寿二小殿而已。何称先帝之遗意哉！”枢密副使范雍直言对说：“以臣愚见，不如将这两所殿尽数烧了更好。先朝因建此宫，至于竭尽天下财力，今一旦遽为灰烬，出于人所不意，乃上天以此示警耳。
若因其所存，又将修葺，则民力益竭而愈不堪命，非所以上畏天戒也。”平章事王曾、吕夷简皆助雍言以为是。中丞王曙亦奏说：“玉清昭应宫之建，乃崇尚异端，与圣经之义不合。天降灾异，正示警戒。愿扫除其地，不复营建，罢诸祷祠，不复修举，以应天变。
”右司谏范讽又奏说：“这是天灾，非因守卫不谨之故，不当置狱拷讯。”太后与仁宗闻诸臣之言，俱各感悟，遂减免守卫者之罪，下诏：已烧的不复修治，留下的长生、崇寿二殿，改为万寿观，以奉香火而已。盖人主继体守成，惟当谨守先朝之善政，而不当因循先朝之失德。
若玉清昭应宫之建，正真宗之失德也。即无天灾，犹当毁之，况其灾乎？仁宗之时，君子满朝，故一听纳之间，而严天戒，宽民力，黜异端，明典礼，且补先帝之阙失，而有继述之善图，所得多矣。非明主其孰能之？原文 以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
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则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则文武为两途，政出多门，自古所患。乞特废枢密院，或并本院职事于中书。”从之。直解 仁宗以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
宋初枢密院专领兵政，事权与中书省颉颃，号为二府。至是西北边用兵，知谏院张方平以边事重大，不当专委枢密，乃上疏说：“宰相在密勿之地，职司机务，朝廷一政一令，不论文武军民，皆从中书省出，其事权自古重之。若枢密院，则古所未有也。
盖起于后唐时，庄宗改崇政院为枢密，以腹心大臣领其事，乃一时权宜之制，不可为法。相沿至今，事权日盛，遂与中书省相均。凡中书所行，关军机武职者必报枢密；枢密所行，关民情文职者，必报中书。是军与民，分为二体，文与武，别为两途。
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政府之外，复有政府。所谓政出多门，甚非事体。自古乱亡之患，未有不繇于此者也。自今乞复古制，裁革枢密院，或将本院所管职掌，并入中书省为便。”仁宗从其言，故有宰相兼枢密之命。夫百司庶府，各有专职，不可相兼。
惟朝廷统领万几，而宰相实佐理之。有所分，则事权不一；有所参，则朝廷不尊。故百司庶府之事，皆当总之。况军国重务，必资庙算，而可使宰相不知兵哉？方平之言，可谓深识治体者矣。原文 以蔡襄、欧阳修、王素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
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修等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谏，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不过有三，曰：好名、好进、彰君过耳。愿陛下察之。”修每入对，帝必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数为帝分别言之。
直解 宋时门下、中书两省，设有谏院，即古者补阙拾遗之职，以他官领者，叫做知谏院。右正言亦谏院官名。庆历三年三月，以馆阁校勘蔡襄、集贤校理欧阳修、知鄂州王素并为知谏院官，同知礼院余靖为右正言官。是时仁宗励精求治，增置谏官。
蔡襄既拜命，喜朝廷清明，言路大开，而又恐直道难容，正人不能久立于朝，乃上疏说：“人君委任忠谏之人不为难，惟虚心听谏为难；听信忠谏之言也不为难，惟实用其谏为难。今欧阳修、王素、余靖等三人皆忠诚不欺、刚正执法之臣，必能尽言极谏，裨益国家。
臣不患其不能谏，只恐在朝邪人，不利正谏，必将设出沮抑他的说话来。其沮抑之说，不过三样，一说他沽名卖直，一说他结知求进，一说他居下讪上，以彰君过而已。夫忠臣危言激论，身死且不避，何暇顾区区身后之名声，与其身外之富贵乎？
可见说好名好进者，不足信矣。人君若能受谏，则有改过不吝之美，而天下享无穷之福，乃所以增其善，岂所以彰其过乎？可见说彰君过者，不足信矣。愿陛下察之，毋使邪人之言得以谗间正人可也。”仁宗嘉纳其言。其后欧阳修每入对，仁宗必以其言问于宰相，咨访其可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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