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或有一奸邪参于其间，陛下漫无可否，听其所为，必至蠹国害民，危亡立见，岂可不为之寒心哉！盖陛下仁则有余，而明、武尚有所不足。臣愚，伏望陛下以此天性之至仁，培养国脉，而又廓日月之融光，以精鉴别，奋乾刚之威断，以揽权纲。
使善者得以敷扬，虽微而必录；恶者不能逃遁，虽细而必诛。则明与武，足以济其仁之所不及，而三德备矣。是之谓帝王之全德。以此为治，虽唐虞三代之隆，亦何远之有哉！夫人君父母天下，使可以仁厚治之，何乐于明察，亦何乐于威武？
惟是人情之隐伏无尽，事几之交错无常，一不明则受其蒙蔽，一不武则至于废弛。自古昏懦之害甚于严刻，故必主之以仁，而济之以明武，然后为帝王之全德也。”司马光之言，最切仁宗之病，愿治者宜深省焉。原文 其二论御臣曰：“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
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涂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涂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非特如是而已。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
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诛。
” 直解 司马光第二札子是论人主临御臣下之道，说：“人主治天下之道，固为多端，然其大者，只有三件而已。一件，选任官职，必当其才；一件，有功必赏，而赏当其功；一件，有罪必罚，而罚当其罪。自古明君未有舍此而能治者也。
今国家御群臣之道则不然。吏部凡有升迁，只算他历俸日月而进其品秩；凡有铨注，只照他出身资格，而授以事任。若其历俸已深，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虽素称庸劣者，皆得以躐跻高位矣；若其资涂相当，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虽不堪驱策者，皆得以滥叨重职矣。
这岂是任官之道。又不但如此而已也。今国家凡有升赏，只采访人之虚名，而不核其实行；凡有黜罚，只在那文移案牍上责其罪状，而不审察其本意之所在。夫以名行赏，则天下之人都将旷废本业，崇饬虚名，以求功绩矣；以文行罚，则天下之人都将隐匿真情，巧弄文法，以逃罪责矣。
这岂是信赏必罚之道。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臣，务令有德行者，使之掌教化以表正风俗，有文学者，使之待顾问以辅养圣德，有政术者，使之为守长以安辑百姓，有勇略者，使之为将帅以镇抚四夷。不论日月之久近，而论人品之贤愚，不论出身之资格，而论才能之称否。
有功则或增秩，或加赏，使之久任而勿迁其官，无功则或降黜，或废弃，更求能者以代其职，有罪则或流窜，或刑诛，必论之如律，而勿姑息宽贷以至于长恶容奸。这等御臣，然后人人各善其能，事事各得其理。如此而朝廷有不尊，万事有不治，百姓有不安，四夷有不服，则是臣诈妄不忠，请伏面欺之诛。
”按司马光此疏非谓资格可废也。用人以资格，虽有贤愚同滞之叹，而可以抑奔竞，防奸私，定才品，其法终不可改。但当以资格待常流，以超擢待异才耳。然非人主明目达聪于上，安得异才而擢用之哉！故司马光以此望仁宗，真得知人官人之意，而明主所宜深念也。
原文 其三论拣军。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书，其三送枢密院戒拣军官。又曰：“赦书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也。汉吴汉曰：‘臣死无所言，愿陛下无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
’蜀人称诸葛亮之贤，亦曰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然则古之明君贤臣，未尝以赦为美也。” 直解 司马光第三札子专论拣选军士，大略说：“养兵之法，贵精不贵多。盖精则一可当十，百可当千，何贵于多？若多而不精，虽有百万之众，亦徒寄虚名，费粮饷而已。
”仁宗以其第一札子论仁、明、武三德的留宫中省览；第二札子论任官赏罚的，送中书省综核庶职；第三札子论选兵的，送枢密院戒谕拣军官。司马光又尝奏说：“朝廷每降赦书，除释人罪，虽是与民更生之意，其实害处多，利处少。
盖法以布信，犯者罪必不免，然后人不敢犯。若一赦之，则为恶者无所惩，而犯法者愈众，非国家之善政也。昔汉臣吴汉临终对光武说：‘臣死无所言，惟愿陛下法必行于奸人，慎无轻赦而已。’又汉隐士王符作《述赦篇》亦说：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而禁之。
今日贼害良之甚，使被害而不得伸，见仇而不得讨者，莫大于数赦。盖恶人昌则善人伤矣。诸葛亮治蜀，蜀人称其贤，亦说军旅屡兴而赦书不妄下。繇此观之，则古之明君贤臣皆未尝以赦为美，正以其害多而利少故也。岂非今日所宜慎哉！
”夫国家养兵之费皆取于民，若多而不精，则以民之膏血养无用之兵，不惟无救缓急而反为民累矣。至于威奸惩恶，正以除民害也。数赦则惠奸轨而贼良民，非先王五刑五用之义。况奸猾之党有知赦书之必下而故犯者，其风亦岂可长乎！
司马光之言，切中时弊，明主宜慎思之。原文 又进五规。一曰保业。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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