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 宗神宗皇帝，名顼，是英宗长子。昔仁宗无子，养濮王允让之子于宫中，后即位为英宗皇帝，在位四年崩。顼即位，在位十八年，庙号神宗。原文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赦。时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
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也。”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遂不复辞。直解 堂馔，唐时宰相有日赐御馔，可食十人，叫做堂馔。秦始皇时赋税繁苛，计人头出谷以箕敛之，故谓之头会箕敛。宋时天子每一行郊礼，即覃恩大赉。大臣皆荫子，费以百余万计。
故人主虽在位久者，其亲郊亦不过一二次而已。熙宁元年冬十一月，神宗初即位，乃亲祀天于南郊，赦天下。是时宰相以河北旱伤，方议蠲赈，而国用不足，乃辞免南郊所赐金帛，以佐国用。诏下学士议。司马光奏说：“救灾是国家急务，节用为理财良法。
若欲节用，宜从贵近大臣始。宰相既辞，即宜允从。”王安石奏说：“昔唐时宰相常衮辞免堂馔，当时人讥之，以为衮若自知不堪相位，便当辞职。既居其职，则常禄乃朝廷之所以养廉也，何必辞乎？今南郊恩赐，乃国家常典，宰相亦不必辞。
若国用所以不足，非是无财，以无善理财之法故耳。”司马光驳之说：“你所言善理财之法，不过是秦始皇时头会箕敛，加赋小民而已。”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必加派于常赋之外，而国用自足。”司马光说：“天下安有此理。
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是散之而在民，即是敛之而在官。彼设为巧法以夺民财，其害无穷，乃甚于加赋。所谓不加赋而自足，乃汉时奸臣桑弘羊欺罔武帝之言。司马迁作《史记》，特书以讥武帝之昏愚，所以垂戒后世也。
”于是两人争议不止。神宗谕说：“朕意亦与光同。宰相辞赏，委可允从。然且以不允答之，见朕优礼大臣之意。”于是命安石草诏。安石遂引常衮辞堂馔故事，以责中书枢密两府，令其必受。两府官遂不敢复辞。《大学》说：“生财有大道，只是务本节用，此外更无别法。
”人主若能节用，则四方所入，自然有余，何用巧取于民乎？司马光之言诚万世不易之论也。原文 时帝以灾变避正殿，减膳彻乐。王安石言于帝曰：“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闻之叹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及入对，又言：“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消长，愿深加辨察，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
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俭得志。又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觊者。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愿深烛其然，无使后悔。” 直解 这一段是记宰相富弼的事。
是时神宗因各处灾荒，天变屡见，乃避正殿而不御，减省常膳，彻去音乐，以示修省之意。王安石面奏神宗说：“凡灾异都是天时流行，气数使然，非关人事得失所致。人主但当尽其所当为者，不必拘泥灾祥之说，穿凿傅会以求合也。
”此时富弼方自汝州召还，途中闻王安石之言，乃叹说：“人君处崇高之位，他无可畏，只有天鉴于上，一举一动，祸福随之，为可畏耳。若谓天不足畏，则骄奢淫虐，何事不可为？此必是奸人欲进其邪说以乱天下，恐廷臣排斥其非，故倡为此言以摇惑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救正之力耳。
是治乱之机，关系不小，不可以不速救。”即于途中上书数千言，极论天人相应之理，且杂引《春秋》灾异之事，《洪范》五行五事，休征咎征之说，与夫古今传记，人情物理，凿凿不爽者为证，见其说之必不然也。及进京入对，又言：“为治不难，难于用人。
君子进而小人退，则王道日长；小人进而君子退，则王道日消。愿陛下深加辨察。听言必虚其心，勿以同于我者为喜，异于我者为怒；用人必稽于众，勿以我所喜者用之，我所怒者舍之。且陛下好使人探察外事，意欲自广其聪明，而不知奸险之人，得因是而行其毁誉，适为蒙蔽之地耳。
又今中外政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其邪说，而陛下不及深思故也。大抵小人之情状，惟喜朝廷动作生事，则其间可以徼功希宠，有所图望。若朝廷守静无为，则事事都有成法，无功可见，无宠可希，小人何所望哉！故凡为更张之说者，必是小人欲逞其私意，尤愿陛下深烛其奸而早黜之，无使后日有败事之悔也。
”富弼此言，盖恶安石之纷更多事，故于天人感应之理，王道消长之机，辩之不遗余力，至谓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又深烛其微，而预防其变法之渐也。老成之忠于谋国如此。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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