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性灵亦为文词所拘，未有发展，建安、黄初之间，曹王特出。子建之诗，直迫枚、李。仲宣之赋，大革汉风。浮词去而气质尚，上跻乎变风变雅之间，非舍本逐末之赋家所能比拟。诚文学界中一大革新，亦是文学一大进化。
无如狂澜方挽，迷涂又生。渡江而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学依附玄家，不能自立。谢容易以光景之文，斯足美矣。而乃“启心闲绎，托辞华瞻、巧倚迂回”，“晦涩费解”。以贵族之习气，合山林之幽阻，不谓为文弊不可也。
则有吟咏性情，反贵用事。天才短谢，物类乃崇。“崎岖牵引”，“拘挛补衲”，“唯睹事类，顿失精采”。“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书按”矣。又如沈约制韵，“使文徒多拘忌，伤其真美。”性灵汩没，不知其几何也。简文变古，淫艳当途。
声色使人目恶，荡情致人心乱。岂仅害于文章，亦大伤了世道。徐、庾承其流化，辞重情轻之倒置，积重难返矣。其于六代之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辟致远之境，不染断辞之病，起江东之独秀者，则陶潜其人也（以上略本钟嵘、刘勰二家言及五代诸史传论）。
隋唐之间，清风乃振，炀帝、太宗皆有变古之才。而开元之间，李、杜挺起，除六朝之文弊，启文囿之封疆，性灵大宏矣，降及元和，微之宫词，妇人能解；香山乐府，全写民情。革险阻而趋平易，舍小己以人群伦。又有昌黎、柳州，作范其间，除人造之俪辞，反天然之散体。
论其造诣所及，柳则大启后世小说家刺时之旨（唐代小说本盛，然柳州之旨，却与当时芜滥卑劣者不同），又为持论者示精确之准的。韩则论文论学，皆启有宋一代之风化（别有详沦），于骈体横被一趾之际，独不惜人之“大怪”。
于是开元、元和之间，诗文俱革旧观。言乎文情，靡靡者易为积健，拘文者易为直抒，辞重者易为情重。体渐通俗，市语人文，况述社会，略见端倪。言乎文体，又多有创作：七言、长风，至李杜始成体制，至香山乃能纪事。七律、排律虽不始于此时，而创作奇格，实出杜公。
太白古乐府，尤复一篇一格，句法长短参差，竞空前而绝后。又汉乐府之遗意，久已乖亡。晋宋以降，庙堂之制，则摹古不通；燕寝之作，则轻艳浮浅。唐世词张而乐离，乐府之为用已不可存。太白、香山独创新声以应之，后世名之曰词，遂成宋、金、元、明新文学之前驱，斯又足贵也。
然则开元、元和之间，又为文学界中一大革新，亦是文学一大进化。旷观此千年中，变古者大开风流，循旧者每况愈下。文学不贵师古，不难一言断定也。历观楚汉至今二千年中文学升降之迹，则有因循前修，逐其末流，而变本加厉者。
若扬、马之承屈、景，南朝之承魏晋，北宋吴蜀六士之承韩公，皆于古人已具之病，益之使深，终以成文弊。又有不辟新境，全摹古人，若明、清二代诸家之复古，极其能事，不过“优孟衣冠”、而其自身已无存在之价值，更何论乎性情之发展？
别有挟古人之糟粕，当风化之己沫，断成新体，专制皮椁。如樊南之四六、欧王之宋骈，内心疲苶不存，岂有不枯薄者耶？至为曹王变古，独开宗风。李、杜、韩、柳，俱启新境。宋词、元曲，尤多作之自我。唯其不袭古人，故能独标后代也。
凡此四格，因革备异，良劣有殊。宏治嘉靖复古之风，至今未斩。虽所托因人不同，其舍己则一。不以摹拟为门径，竟以摹拟为归宿。纵能希抗古人，亦仅为其奴隶（词曲本宋元新文学，自明清复古家作之，亦复同流合圬），斯乘之最下者也。
若夫刻其皮椁，逐其末流，一则徒辨乎体貌，一则流连而忘归，亦非宏宝之涂也。此三者均未脱离古人，其能附骥尾而行以传于后者，幸也。明清复古之文，尤少谈之者。既无殊特之点，更无殊特之位置。而今之惑人犹复以步趋古人为名高，岂非大左乎？
革新诸家，亦多诡词复古。故太白则曰：“圣代复远古，垂衣贵清真。”昌黎则曰：“非两汉之书不敢视。”词曲不袭前人矣，犹装其门面曰：“古乐府之遗。”斯由贵古贱今，华人恒性。语人自作古始，听者将掩耳而走，何如因利乘便，诡辞以为名高乎？
且所谓变古者，非继祖龙以肆虐，束文藉而不观。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尽可取为我用。但能以“我”为本，而用古人，终不为古人所用，则正义几矣。易曰：“革之时义大矣哉。”变动不居，推陈出新。今虽无人提倡文学革命，而时势要求，终不能自已也。
古典文学所由成立之历史，殊不足观也。周秦诸子动引古人，凡所持论，必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此则求征以信人，取喻以足理，庄子所谓重言与后世之古典文学渺不相涉者也。自西汉景武以降，辞赋家盛起。虽具环玮之才，而乏精密之思。
欲为无尽之言，必敷枝叶之辞。义少文多，自当取贵于事类。事类客也，今则变为主。所以足言也，今则言足犹取事类。壅肿不治、尾大不掉之病，此其肇端也。又词赋家之意旨，原不剀切。取用于质言，将每至于词穷，幸能免于词穷，亦未足以动人。
故利用事类之含胡，以为进退申缩之地；利用事类之炜烨，以为引人入迷之方。此古典文学所由成立之第一因也。两汉章句之儒，博于记诵，贫于性情。发为文章，自必炫其所长，藏其所短。引古人之言以为重，取古人之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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