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成，当其能事于事古，其流乃成堆砌之体。斯风流传，久而不沫。于是书按之文，字林之赋，充斥于文苑。京都之作，人且以方物志待之矣。此古典文学所由成立之第二因也。魏晋以降，浮夸流为妄言。禹域未一，而曰“肃慎贡矢，夜郎请职”。
克敌未竟，而曰“斩俘部众，以万万计”。但取材于成言，初无顾于事实。则直为古人所用，而不能用古人矣。斯习所被，遂成不作直言，全以古事代替之风。此古典文学所由成立之第三因也。降及齐梁，声律对偶。刻削至严。
取事取类，工细已深。概以故事代今事，不容质说，古典文学之体于是大定。自斯而后，众家体制，为古典主义所范者多矣。寻其流弊，则意旨为古典所限，而莫能尽情。文词为古典所蔽，而莫由得真。发展性灵之力为记忆古典所夺，而莫能尽性，文以足言之用，全失其效，且反为言害矣。
故综此四端，可一言以弊之曰，舍本逐末而已，今文学所以急待改革者，正求置末务本。于此舍本逐末之古典文学，理宜加以掊击。然用古典能得足志足言之效者，即不可与古典文学同在废置之例。古典原非绝对不可用，所恶于古典者文学，为其专用古典而忘本也。
陈仲甫先生曰：“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唯彼古典主义，乃为典所用，而非用典也，是以薄之耳。”诚深得其情之言也。欲知今后文言之宜合，当先知上古文言何由分判。太古文言，司合而不离也。周浩殷盘，诘屈聱牙，正由以语入文，古今语异，乃不可解耳（今人恶白话，以为不古。
而中国第一部书即以白话为之，托词名高者其可以已乎）。古人竹简繁重，流传端赖口耳。欲口耳之易传，必巧饰其同。杂以骈句，润以声节。浸成修整之文，渐远天然之语。不观《尚书》之多韵语，偶辞乎，斯文言分离第一步也。
周承二代之后，郎乎其文。大夫行人，多闻博古，自能吐辞温润，动引故言。孔子谓诵诗可以专对，专对之尚文可知也。《左传》载行人之语，多有雷同者，其刻画可知也。土夫之言日美，遂为文章之宗；农牧之言仍质，乃成市语之体。
斯文言分离第二步也。秦汉以还，动多师古，不敢如晚周之世，以当时语言为文章（诸子之中，自荀子等数家外，多当时通用之语。著之竹帛即《论语》亦然也》，而文言分离之象大定。斯其第三步也。然汉魏六朝之文，内情终不远离于语言。
《史记》《汉书》，多载彼时市语，学者诂经，好引当代方言。二陆往来之书，竟通篇为白话焉。魏晋以降，文章典丽，语言称是，《晋书》《博物志》《世说新语》等所载当时口语，少因笔削，概由直录。齐梁韵学入文，亦入于语。
周徒颐之，双声叠韵，铿锵其语言。至于隋唐，此风不替。李密隔河数宇文化及罪，化及不解，曰：“何须作书语耶？”化及粗顽，自不解书语，然密既腾诸口说，必彼时上流用之也，循上所言之事实以观察之，可得四间。第一，中国语之言文分离，强半为贵族政体所造成。
贵族之性，端好修饬，吐辞成章，亦复如是。今苟不以高华典贵为文章之正宗，即应多取质言。且贵族之政？学不下庶人，文言分离，无害于事也。今等差已泯，群政艾兴。既有文言通用于士流，复有俗语传行于市民，俗语著之纸墨，别为白话文体。
于是一群之中，差异其词。言语文章之用，固所以宣情，今则反为隔陔情意之具。与其樊然淆乱，难知其辨，何若取而齐之，以归于—乎？第二，语文体貌虽异，而性情相关。一代文辞之风气，必随—代语言以为转变。今世有今世之语，自就有今世之文以应之，不审借用古者。
与其于今世语言之外，别造今世之文辞，劳而无功，又为普及智慧之阻，何如即以今世语言为本，加以改良，而成文言合一之器乎？第三，《论语》所用虚字，全与《尚书》违。屈、景所用，若“羌”“些”者，又为他国所无。
彼所以勇于作古者，良由声气之谴，非已死虚字所能为。故不以时语为俚，不以方言为狭。唯其用当时之活虚字，乃能曲肖神情，此白话优于文言一巨点也。第四，《史记》《汉书》以下，何以必杂当代白话，二陆书简，何以必用市语？
岂非由白话近真，文言易于失旨乎。《史记》云，诸君必以为便使国家，《汉书》易为文言，朵气极矣。且宋人语录，全以白话为之。议者将曰，理学家不重文章也，从事文辞，劳费精神，有妨于研理也，玩物而丧志也。此皆浅言也，文不尽言，言不尽意。
言语本为思想之利器，用之以宣达者。无如思想之体，原无涯略，言语之用，叶有困穷。自思想转为言语，经一度之翻译，思想之失者，不知其几何矣？文辞本以代言语，其用乃不能恰如言语之情；自言语专为文辞，经二度之翻译，思想之失者，更不知其几何矣？
苟以存真为贵，即应以言代文。—转所失犹少，再转所失遂巨也。且唐宋诗人，多用市语，词典之体，几尽白话，固为其切合人情。以之形容，恰得其宜，以之达意，毕肖心情。今犹有卑视白话者，岂非大惑乎？今世流行之文派，得失可略得言。
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言理则但见其庸讷而不畅微旨也，达情则但见其陈死而不移人情也，纪事则故意颠倒天然之次叙以为波澜，匿其实相，造作虚辞，曰不如是不足以动人也。故析理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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