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固有异夫理学也；疏证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章家固有异夫朴学也；抒感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古文家固有异夫骈体也。举文学范围内事，皆不能为，而忝颜曰文学家。其所谓文学之价值，可想而知。
故学人一经办香桐城，富于思想者，思力不可见；博于学问者，学问无由彰；长于情感者，情感无所用；精于条理者，条理不能常。由桐城家之言，则奇思不可为训，学问反足为累。不崇思力，而性灵终归泯灭。不尚学问，而智识日益空疏。
托辞曰“庸言之谨”，实则戕贼性灵以为文章耳。桐城嫡派无论矣，若其别支，则恽子居异才，曾涤笙宏才，所成就者如此其微，固由于桎梏拘束，莫由自拔。钱玄同先生以为“谬种”，盖非过情之言也。世有为桐城辩者，谓桐城义法，去泰去甚。
明季末流文弊，一括而去之。余则应之曰，桐城遵循矩擭，自非张狂纷乱者所可呵责。然吾不知桐城之矩蠖果何矩镬也。其为荡荡平平之矩蠖，后人当遵之弗畔。若其为桎梏心虚、戕贼性情之矩擭，岂不宜首先斩除乎？中国本为单音之语文，故独有骈文之出产品。
论其外观，修饬华丽，精美绝伦。用为流连光景、凭吊物情之具，未尝无独到之长包。然此种文章，实难能而非可贵，又不适用于社会。将来文学趋势大迁，只有退居于“历史上艺术”之地位，等于鼎彝，供人玩好而已。且骈文有—大病根存，即导人伪言是也。
模棱之词，含胡之言，以骈文达之，恰充其量。告言之文，多用骈体，利其情之易于伸缩，进退皆可也。今新文学之伟大精神，即在篇篇有明确之思想，句句有明确之义蕴，字字有明确之概念。明确而非含胡，即与骈文根本上不能相容。
尚旨而不缛辞，又与骈文性质上渺不相涉。况含胡、模棱，无信之词也。专用譬况，遁辞之常也。骈文之于人也，教之矜伐，诲之严饰，启其意气，泯其懿德。学之而情为所移，便将与鸟兽、草木、虫鱼不群，而不与斯人之徒相与。
欲其有济于民生，作辅于社会，诚万不可能之事。而况六朝文人，多是薄行，鲜有令终。诵其诗，读其文，与之俱化。上焉者，发为游仙之想；中焉者，流成颓唐之气；下焉者，浸变淫哇之风。今欲崇诚信而益民德，写人生以济群类，将何用此骈体为也。
龚定庵久与汪容甫、魏默深号称三家，今更磅溥海内。寻其独立不羁，自作古始，曷尝不堪服膺。生逢桐城、滑泽文学盛行之日，又当试帖四六混合体之骈文家角立之时，独能希抗诸子，高振风付，可以为难矣。然而佶屈聱牙，不堪入口，既乖“字妖”之条，又违“易造难识”之戒。
故为惊众之言，实非高人之论，多施僻隐之字，又岂达者之为。用辞含胡，等于骈体，庞然自大，类于古文。文章本以宣意，何必深其壁垒乎？张皋文等好作难解之文，固可与龚氏齐视。余尝读其赋《钞序》《黄山赋》诸篇，几乎不能句读。
穷日夜力以释之，及乎既解，则又卑之无甚高论，果何用此貌似深奥者为也？故龚氏之为当时文体则矣，惜其所变者未当。彼龚氏者，文学界中不中用之怪杰也。自汪容甫、李申耆标举三国、晋宋之文，创作骈散交错之体，流风所及，于今为盛，章太炎先生其挺出者也。
盖汉人制文，每牵于章句。梁后俪体，专务乎雕琢。唐宋不免于粗犷，清代尽附于科举（散文与八股合，骈文与试帖诗赋合）。以三国、晋宋疏通致远之文当之，则皆婴风不及，苟非物换时移，以成今日之世代者，虽持而勿坠可也。
无若时势之要求，风化之浸变，陈词故谊，将不适用于今日。魏晋持论，固多精审，然以视西土逻辑家言，尚嫌牵滞句文，差有浮辞。其达情之文，专尚“风容色泽，放旷精清”，衡以西土表象写实之文，更觉舍本务末，不切群情。
故论其精神，则“意度格力，固无取焉”。论其体式，则“简慢舒徐，斯为病矣”。况文学本逐风尚为转移，今不能以《世说新语》为今后之风俗史，即不能以三国、晋宋文体为今后之正家，理至显也。西方学者有言：“科学盛而文学衰，”此所谓文学者，古典文学也。
人之精力有限，既用其精力于科学，又焉能分神于古典？故科学盛而文学衰者，势也。今后文学既非古典主义，则不但不与科学作反比例，且可与科学作同一方向之消长焉。写实，表象诸派，每利用科学之理，以造其文学，故其精神上之价值有迥非古典文学所能望其肩背者。
方今科学输入中国，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此则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平情论之，纵使今门中国犹在闭关之时，欧土文化犹未输入，民俗未丕变，政体术革新，而乡愿之桐城，淫哇之南社，死灰之闽派，横塞域中。
独不当起而翦除，为末流文弊进一解乎？而况文体革迁，已十余年，辛壬之间，风气大变。此酝酿已久之文学革命主义，一经有人道破，当无有间言。此本时势迫而出之，非空前之发明，非惊天之创作。始为文学革命论者，笱不能制作模范，发为新文，仅至于持论而止，则其本身亦无何等重大价值。
而吾辈之闻风斯起者？更无论焉。若于此犹存怀疑，非拘墟于情感，即阙乏于长识。此篇所言，全无妙义，又多盈辞，实已等于赘旒，今后但当从建设的方面有所抒写。至于破坏既往，已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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