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汤、武之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13）。这种“不得已”出于私心，虽然也是“势”，却跟那圣人无可奈何的“生人（民）之初”的“势”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封建“非圣人之意”是一定的。
在封建的世袭制下，“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14）。圣人那会定下这种不公的制度呢？本篇除辩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这个主旨以外，还设了三个难。末一难是“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
柳宗元便举出“汤、武之所不得已”来破这一难，已见上。中一难是“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12）。《六代论》开端就说“昔夏、殷、周之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为封建制“主祚常永”，郡县制“主祚常促”。
但这也是封建论者一般的意见，因为周历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们有力的证据。柳宗元却只举魏、晋、唐三代作反证。魏、晋两代，封建制还存着，“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唐代改了郡县制，“垂二百祀，大业弥固”（12）。
可见朝代的长短和封建是无关的。头一难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适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7）这也是《五等论》里一层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陆机自己的见解—他那“共忧乐，同安危”的论据是袭用曹冏的。
这里他说：“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何以征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民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民者，官长所夙夜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
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已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共忧乐，同安危，是从治者方面看，“施化”的难易是从受治方面看。这后一层的重要仅次于前者，也是封建论者一种有力的论据。
所以本篇列为头一难。别的两难，柳宗元只简单的驳了过去；只对于这一难，却历引周、秦、汉、唐的事迹，证明它的不正确。他对于“共忧乐，同安危”那个论据，除建立了新的代替的“势”的理论外，也曾引周、秦、汉、唐的事迹作证。
这一难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篇中两回引周、秦、汉、唐的事迹，观点却不同。一回着重在“制”，在治者；一回着重在“政”，在被治者。但从实际的政治里比较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得失，却是一样的。照全篇所论，封建制有三失。
一是“诸侯盛强，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于诸侯之上（3）。二是“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治）国寡”（8）。三是“继世而理（治）”，君长的贤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乱未可知”（14）。
因为“末大不掉”，便有陆机说的“侵弱之辱”，“土崩之困”；本篇论周代的末路“判为十二，分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3），正是这种现象。因为“列侯骄盈，黩货事戎”，便不免“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的情形（10）。
而这两种流弊大半由于“继世而理（治）”，便是所谓“世袭”。“生人（民）之初”，各级的君长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越是高级的君长德越大（2）。虽然在我们看，这只是个理想，但柳宗元自己应该相信是真的，他也应该盼望本篇的读者相信这是真的。
那么，封建制刚开头的时候，该是没有什么弊病的。弊病似乎起于“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这就是“继世而理（治）”。“继世而理（治）”的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这种世袭制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14）。
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者作君长的局面刚刚相反了吗？自然，事实上世袭制和封建制是分不开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将“继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的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这制度的重要性了？
不，他不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袭的时代，怎能明目张胆的攻击世袭制呢？他只能主张将无数世袭的“君长”归并为一个世袭的天子，他只能盼望这个世袭的天子会选贤与能去作“守宰”。篇中所论郡县制之得有二。
一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4），便是中央集权的意思。二是陆机所谓“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说法，便是“孟舒、魏尚之术”可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10）—一方面也便是圣贤有以立于天下（14）。
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详细，郡县之得，只略举纲目罢了。本篇论历代政制的得失，只举周、秦、汉、唐四代。“尧、舜、禹、汤之事远”（3），所以存而不论。尧、舜、禹、汤时代的史料留传的太少，难以考信，存而不论是很谨慎的态度。
“及有周而甚详”（3），从周说起，文献是足征的。不但文献足征，周更是封建制的极盛时期和衰落时期。这里差不多可以看见封建制的全副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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