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封建制的最完备最适当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论者所艳羡的，并且是他们凭藉着起人信心的实证。秦是第一个废封建置郡县的朝代；这是一个革命的朝代。可是二世而亡，留给论史家许多争辩。封建论者很容易的指出，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制的反面的铁证。
反封建论者像柳宗元这样，却得很费心思来解释秦的速亡并不在郡县制上—郡县固然亡，封建还是会亡的。汉是封建和郡县两制并用；郡县制有了长足的发展，封建制也经过几番修正，渐渐达到名存实亡的地步。年代又相当长。
这是郡县制成功的时代，也是最宜于比较两种制度的得失的时代。所以本篇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世）可知也”（5）。汉可以代表魏、晋等代；篇中只将魏、晋带了一笔，并不详叙，便是为此。汉其实也未尝不可代表唐。
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时代；而更有关系的是安、史以来的“藩镇”的局面，那不能算封建却又像封建的，别的朝代未尝没有这种情形，却不像唐代的显著和深烈，这是柳宗元所最关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学术的兴趣，还有切肤之痛。
就这两种制度本身看，唐代并不需要特别提出；但他却两回将本朝跟周、秦、汉相提并论，可见是怎样的郑重其事了。《唐书·宗室传赞》说杜佑、柳宗元论封建，“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见；以本篇而论，这却是一个很确切的评语。
“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论，“据古验今而反复”正指两回将唐代跟周、秦、汉一并引作论证。篇中两回引证周、秦、汉、唐的事迹，观点虽然不同，而“制”的得失须由“政”见，所论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评为“反复”是不错的。
第一回引证以“制”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制失”（4），“徇周之制”，“秦制之得”（5），“州县之设，固不可革”（6）等语。这里周制之失是“末大不掉”（3），秦制之得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4）；汉代兼用两制，“有叛国而无叛郡”（5），得失最是分明。
秦虽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无叛吏”（4），可见“非郡邑之制失”。唐用秦制，虽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将而无叛州”，可见“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6）。兵原也可以息争，却只能用于小群小争。
群大了，争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镇”是大群，有大争；而有兵无德，自然便乱起来了。—这番征引是证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那个主旨。第二回引证以“政”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变其政”，“失在于制，不在于政”（8），“失在于政，不在于制”（9），“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10）等语。
周虽失“政”，但“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上下牵掣，以至于此。所以真正的失，还“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制是“得”了，而郡邑无权，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于政”。“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
”“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10）。篇中接着举出孟舒、魏尚、黄霸、汲黯几个贤明的守宰。“政”因于“制”，由此可见。至于唐“尽制郡邑，连置守宰”（11），“制”是已然“得”了，只要“善制兵，谨择守”，便会“理（治）平”（11），不致失“政”。
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当时执政者建议的简要的原则了。—这番征引是证明郡县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7），回答那第一难。郡县制的朝代虽也会二世而亡，虽也会“桀猾时起，虐害方域”（9），但这是没有认真施行郡县制的弊病，郡县制本身并无弊病。
封建制本身却就有弊病，“政”虽有一时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终久是必然的。—篇中征引，第一回详于周事，第二回详于汉事。这因为周是封建制的代表，汉是“政”因于“制”的实证的缘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时代，他知道的事迹应该最多，可是说的最少。
一来是因为就封建郡县两制而论，唐代本不占重要的地位，用不着详其所不当详。二来也许是因为当代人论当代事，容易触犯忌讳，所以还是概括一些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