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发于不和谐的声音，敢于犯举国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检举罪恶。这与真正的勇敢相去甚远。我必须承认，这点勇气并不值得嘉奖，我依然是个胆小的懦夫，我说的都是安全的话，我所批评的，都是允许我批评的。这本书已经完稿多时，可迟迟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编辑，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他发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锋，我摔了一个杯子，骂了几句粗话，把我家的墙壁狠狠地揍了一顿，最后还是投降了。这位编辑是个谨慎的人，对现实的处境怀着深深的忧虑，不管什么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按他的意思，这本书最好不要出版，这样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讲出任何真相，因为真相就意味着危险；如果不得已要讲一点真相，切记不能发表任何观点，如果我有观点，我就是危险分子。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见，但据我所知，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这本书是我的传销纪实，传销团伙内有个说法：只要投入3800，两年之内就能赚到500万。为此我写了下面这一段：我飞快地算了一下，我们“体系”有近200人，每人赚500万，那就是将近10亿，盈利能力相当于中国移动的一家省级公司。如果全行业700万人都能赚这么多，那就是35万亿，远远超过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我中华上国分分钟就能一统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中国农民，拿根棍子就能击落帝国主义的隐型战机，根本不用发展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连兵都不用养一个。这位编辑把“赶日超美”后面的话全都删掉了，我问为什么，回答说太敏感。我说这些话傻子也能看明白啊，这不是讽刺之语吗？有什么可敏感的？编辑说讽刺也不行，必须改，好吧，既然不能尖刻地讽刺，那就温柔厚道地讽刺，他说“中华上国一统天下”敏感，好吧，理解，删掉。“中国农民”也敏感，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个中性词，有什么好敏感的？编辑说“农民”二字有歧视之意，好吧，我假装理解，改成“传销者”；“帝国主义的隐形战机”也敏感，好吧，理解，改成“高科技无人驾驶的隐形战机”，编辑说不行，“战机”也敏感，因为涉及军事。我向他请教：书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讲军事的书，它们都能出版，为什么我“涉及”一下都不行？对方答复：这个问题不予讨论，反正“战机”二字必须改。可这是核心词，改无可改，只能全部推翻，最后改成“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传销者，拿根棉花糖就能打败金兀朮的拐子马。”书稿中还有这么一句：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就叫“河南体系”。除此之外，还提到了广西体系、山东体系、四川体系……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可是在编辑眼里，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也有安全问题，因为“河南人”3个字涉嫌地域歧视，他建议我这么改：他们都是河南农民，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以河南人为主。我提出质疑：你再读一下我的原话，请问，我有一点点歧视河南人的意思吗？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定要改？对方回答：把河南人具体定义为“河南农民”，这样高素质的河南人就不会提出抗议。我跟他谈判，说我原来是两句话，你改后成了三句话，这样不太简洁，我们把第一句删掉好不好？他想了半天，答应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的原文是：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就叫“河南体系”。修改之后变成了：这团伙有人也许会说，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可我的感觉是：我已经快要窒息了。在千疮百孔、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安全的字越来越少，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我要说，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这是我们的母语，伟大的汉语，庄子、李白、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也许很多年后，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美丽的篇章都已经失传了，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我们不能批评制度，不能谈论时事，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文革真的结束了吗？
篇章都已经失传了，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我们不能批评制度，不能谈论时事，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文革真的结束了吗？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那是因为，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阉割了。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我的答案是：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我知道，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