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浑身发冷，血液都要冻结起来。景文，就是因为我，才让你背叛的？我何德何能？你良心何安？
晚一点的时候，父亲来看我，说：“你还那么小，懂什么政治？瞎胡闹！你迟早会明白，我这都是为你好。”
我一直哭：“我跟你们走，你们可不可以不杀他们？”
父亲被我的眼泪弄得心烦，说：“好好，关一关就放了。行了吧？”
他又说：“景文来了，想看看你。”
我歇斯底里地喊：“不见！我死也不见他！”
我的声音响得整栋楼都听得到。
第二日，我还是有点低烧，可是父亲却坚持起程。我一言不发地随着他们上了车，如行尸走肉。逃难的人把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人声喧哗。可是我的世界却是寂静无声的。
我要走了，乱世出逃。城将倾塌，我也无处可恋。
叶黎将来出狱，想起我，会恨多久？我又会恨景文多久？
人群把我和父母冲散了，妈妈在前面大声叫我。一直跟在我身边的少杰沉默了一个早上，这时说：“二小姐，我听了老爷的电话，他们要在今早处决所有的犯人。”
我猛地瞪住他。他似乎被我吓着了，忙说：“但是今天早上传来消息，说有人劫狱，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妈妈还在前面喊我，我望了望她，又看了看少杰。我将手里的提包丢进少杰怀里，朝着火车站相反的方向跑去。
***
叶家一片焦黑，火焰肆虐后只留下满目狼籍。
街坊说：“火是一大早燃起来的，好在没有蔓延。”
“那母子俩呢？”
“叶大婶半个月前就走了，她儿子前阵子犯事被抓起来，就没再见着。”
我迷茫，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如果叶黎有幸逃出来，他会去哪里？火是他放的吗？
久违的阳光下一切都那么明亮，一片白色从眼前飘过，这才惊觉梨树居然开花了。
春天来了。
我独自站在树下。想起那晚惨烈的离别，眼睛热痛。
“楚仪？”
我猛地转过身去。
叶黎慢慢地从灌木后走出来。他还穿着被抓那日的黑色校服，瘦了好多，头发凌乱，苍白的脸上有伤。
我太过震惊，语无伦次起来：“我不是……我没有……其实……不是我……”
他笑了：“我知道你是无辜的。”
一句话就让我的眼泪涌了出来。我说：“你还好吗？你不该在这里。你还不快逃？”
他却摇了摇头，慢慢地走过来。我停止了哭泣：“你……”
他软软跌倒在我脚下。
我将他扶起，摸到他的腹部一片濡湿。这不是我第一次见他时的伤，严重得多，滚烫的血从我指逢里渗出来，淌到了地上。
我喃喃：“怎么会？怎么会？”
叶黎大口喘气，说：“我走不了了，你别被我连累。”
“我去叫人来，给你止血。”
“别，”他摇头，“我这样就很好……很好……”
我抱住他，看着地上的血越积越多，而我反而渐渐平静了下来，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会有这么一个结局一样。
他说：“你走吧，别错过火车。”
我说：“我不走，都这样了，我要陪陪你。”
叶黎勉强笑了笑：“楚仪，你真好。”
我说：“因为我喜欢你。”
他闭上了眼，“谢谢你……我这样……谢谢你……”
我抱紧他，“你还有什么心愿？”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对不起……”
我没哭，可是泪水还是一滴一滴落在他的脸上。他平静地躺在我的怀里，安稳地睡去。地上的血慢慢蔓延开来，飘零的花瓣落在上面，就像下了雪一样。
我仰头看着满树繁花。今天真是个好天气，灿烂阳光透过花枝照射下来，我和沉睡着的叶黎都沐浴在春日的温暖里。一切的喧嚣，一切的爱恨都在那一刻都离我们远去。
梨花似雪，纷纷扬扬，落在我们身上。
就像冬天还没有过去。
***
叶黎死后第十天，我随家人到达了香港。我们在这个岭南鱼港定居了下来。
景文来找我许多次，我都没有再见他。我和他已无话可谈。我断无法亲手刃他为叶黎报仇，干脆将他从我的世界里革除。
我曾经的青梅竹马，分享一切秘密，亲如兄妹的人。我不够了解他，更没办法原谅他。我的错，我自会去赎，他的错，自有他的惩罚。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失落地离开我家，背影佝偻，苍老了几岁。
后来冯家去了台湾，听姐姐说，景文过得很堕落，醉生梦死，不停地逃避着什么。又过了几年，姐姐在来信里不冷不热地提了一句，说景文在阳明山上出了车祸，去世了。
那年，香港起了一场大火。而我结识了一个清贫的学者。
婚后，我随丈夫移民英国。他教历史，我读莎士比亚。后来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全家搬到一栋带花园的房子里。
院子里有一株老梨，春天开稀稀疏疏的几枝花，我却钟爱得不行。
丈夫说：“古来君子自比梅兰竹菊，却鲜有人提到梨花。我却觉得它欺雪傲霜，冰清玉洁，春风中颇有几分凛冽之姿。”
我的丈夫，我想我同他白头到老不成问题。
后来我老了。两个孩子，一个在香港，一个在纽约，结婚生子。我和丈夫晚年寂寞。
温暖阳光里，我坐在梨树下的摇椅上，偶尔会想起多年前的那个春日，那一场温和平静的生离死别，那一个再无人知晓的故事。
叶黎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个俊朗儒雅的少年。他安详地躺着，洁白的花瓣落在我的肩头，落在他的身上，那场面美丽地不像是死亡。
我被人带走时，才看到他手里拽着的东西。
那是我亲手织来送他的红色围巾。
我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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