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地段民警出去了，他向这幢楼房的住户讲述今天街上发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一个姑娘遭抢劫，罪犯正好蹿进了这幢住宅。一个半小时后，小伙子才回来，他告诉科罗特科夫说，那个老太太曾两次去找有前科的酒鬼帕维尔-斯米季延科。他们立即在公民证股拿到了斯米季延科的档案资料，但没有发现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同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有什么相干呢？
“你对这家伙有什么印象？”科罗特科夫问道。
“酗酒，”科利亚皱着眉说，“没有工作，天天烂醉。”
“既然没工作，哪儿来的钱酗酒？”
“嘿，您还问呢！”他笑了起来，“过去还有惩治不劳而获的法律条文，可以追究某人用什么钱酗酒，现如今，谁还过问这个，法律也不禁止。”
“你别讲什么法律，这我比你清楚。作为地段民警，也该知道你的地段内谁靠什么生活。”
“尤拉-维克托罗维奇，您说得倒轻巧，”科利亚气愤地说，“我管的事还少吗？连夫妻打架我都得过问，总不能让他们打出人命来吧。这个斯米季延科，还算守规矩，只是嗜酒如命，可没有惹是生非。”
“你从哪儿知道他没有惹是生非的？你又没管他。”科罗特科夫挖苦说。
“没人举报，就说明他很安分。”地段民警面带笑容地下着结论。
“当然，谁也不会接你两下子，”尤拉叹了口气说，“不过你不挨打，是不会有什么进步的。记住：没被举报并不代表没有危险。好吧，回头见。”
他回到彼得罗夫卡民警局已是深夜了。科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桌上摆着一份刚查询到的材料，上面写着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图尔宾娜搬过几次家，什么时候搬的。这份材料使科罗特科夫困惑不解：她60岁以前一直住在一个地方，最近十年却换了四个住处，而且每次搬的新居都比原来住的差。真怪，这是为什么？
马拉特-拉特舍夫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未婚夫，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神态自若，事业上一帆风顺。他结过一次婚，大约一年前离异，想与他结姻的女士不少。谢卢亚诺夫难以与他交谈，因为很遗憾，拉特舍夫是那种红尘中的人，认为有金钱作后盾，什么事都能对付。
“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想弄明白，您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他傲慢地说。
“上星期六，巴尔托什的女儿登记结婚的时候，出了一桩事。”
“我与此事有什么关系？”
谢卢亚诺夫耐心解释着，“我们认为有人企图破坏这桩婚事。您对巴尔托什先生本人，以及他的女儿及其周围的人都非常了解，所以我希望您能提供一些对破案有帮助的情况。”
“请问，怎么个帮法？”
“您可以讲一下埃利娅是否有其他的追求者，也想娶她为妻，或者巴尔托什本人是否有宿敌，会出于某种动机，阻止他女儿出嫁。”
“您简直是在说梦话。”
“我希望，您能采取合作态度。”
“我未必能对您有所帮助，我对您感兴趣的问题一无所知。”
“未必吧？”谢卢亚诺夫冷冷一笑，脸上掠过了一丝疑惑，“我们可以试试，比如说，您是否知道，巴尔托什为什么拒绝与土耳其拿撒公司签订合同？”
“天哪……怎么又扯上了拿撒公司？”
“请说为什么？”
“喂，您可是刑侦处的，不是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科的……”
“那个科早就不存在了。现在改名为经济犯罪科。”谢卢亚诺夫纠正说。
“反正都一样，就算是经济犯罪科吧。我没有得到授权同任何人讨论签订契约的条件问题。这属于商业秘密。”
“您无须具体谈，”尼古拉心平气和地同意说，“只要说一下，条件对你们是否合适，就足够了。那么，为什么与拿撒公司的合同没谈成呢？”
“您自己已经回答了您提出的问题：我们不满意他们的条件。”
“怎么，拿撒公司改变了他们开始提出的条件？”
“您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暂时没什么依据。我是在问您。”
“我不懂您的意思，”拉特舍夫掏出烟来恼火地说，“毫无根据的臆测。”
“据我所知，同拿撒公司的谈判始于1月份，很快进展到签订合同，可到了4月底，事情突然搁浅了。那么，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得到授权……”
“当然，”谢卢亚诺夫打断了他的话，“这是商业秘密，这话我已经听过多次了。不过我想，如果拿撒公司的条件你们一开始就觉得不能接受，就不会白白花费三个月的功夫去商谈了。那么这三个月期间，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这与婚姻登记处事件有什么关系？”
“也许什么关系都没有，”谢卢亚诺夫耸了耸肩，“但我想弄明白。”
“我向您保证，没有关系。”
“好吧，我们往下谈。你们公司1993年签订了18个合同，1994年是21个。而今年已过了四个半月，却一个也没有签。您能对此作出解释吗？”
“无可奉告，”拉特舍夫冷冰冰地说，“我已经向您解释过，这是商业秘密。”
“那么，您认为这合乎常理吗？”
“我认为，这与您无关。”
“您可是公司的商务经理……”
“是又怎么样？我不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不相干的人。”
谢卢亚诺夫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落到了这种地步，堂堂一个刑侦干部，负责侦破两桩凶杀案，一出马就碰上了这号人。往下可怎么进行呢？”
“我认为，‘蓝色多瑙河’公司正收缩在俄罗斯的业务。如果可能，您可以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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