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看法，以正视听。”
“我爱莫能助。即使您说的是正确的，公司也不会因此而触犯法律的。”
“那么上个星期六您在什么地方？”
“在家。”拉特舍夫毫不迟疑地随口答道。
谢卢亚诺夫可不愿听到这种回答。
“有谁可以证明？”
“当然有。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可以告诉您她的名字，她会证实的。”
由一个女人证明不在犯罪现场，谢卢亚诺夫更是不中意了。这种作证有多大价值，他是很清楚的。
“有人说，有段时间您对埃利娅-巴尔托什追得很紧。是这样吗？”
“怎么，这也违法吗？更何况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时间早晚有什么差别呢。有过这事吗？”
“就算有过吧。”
“您当时有意娶她吗？”
“您凭什么这样说？”
“我只是随便问问。是有过打算吧？”
“没有的事。我不过是向漂亮姑娘献献殷勤而已。”
“对您老板的女儿献殷勤？”谢卢亚诺夫并无恶意地追问道，“这么说，您当时没有娶她之意？”
“想都没想过。”
“可塔米拉-沙尔科夫娜不这么看。”
“塔米拉-沙尔科夫娜怎么看，我不感兴趣。”
“埃利娅怎么想，您也不感兴趣吗？”
拉特舍夫张口结舌了，谢卢亚诺夫眼看着他的脸沉了下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问来问去，”马拉特终于慢吞吞地说，“我和埃利娅来往过，但与婚姻登记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这么说，埃利娅对您和她的关系的看法，您也不感兴趣了？”
“不感兴趣。”
“这就怪了，她可对您想娶她深信不疑。”
“她凭什么对此深信不疑，真是傻话！”
“凭您向她求过婚。顺便再说一句，她当时也接受了。您莫非把这事给忘了？”
“喜欢炫耀的小姑娘想入非非的臆造值得一信吗？”
“给她的戒指也是臆造出来的吗？”
“什么戒指？”
“你们一起在巴拉顿湖度假时，您亲手送给她的戒指。难道是埃利娅有幻想症？”
“听我说，您不要无中生有，节外生枝！没错，我们一起到巴拉顿湖她奶奶那儿去过，并且晚上都在一起，我也的确送过她戒指。可这又怎么样？我是个正常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要是一个姑娘和我睡在一起，我认为送她礼物是正常的。”
“那么贵重的礼物？镶有三颗钻石的戒指？”
“您对‘贵’与‘贱’的看法有点儿坐井观天了，”拉特舍夫又恢复了他那高傲的神气，“以我的收入，卖这么个戒指算不了什么。”
“这么说，埃利娅要嫁给别人，您一点儿也不感到痛心？”
“一点儿不。”
“好吧，”谢卢亚诺夫叹了口气，“让我记下和您度过星期六的那位女友的名字。”
“可以，请吧！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我们公司的女职员，在广告部工作。”
白与黑，黑与白……
从童年起，我面前的世界就被缩小成这两个概念。行还是不行。好还是不好。善还是恶。没有中庸之道，没有中间色调。不能模棱两可，只能有一种答案：“是”或“不是”。从来就没有“可能”。
那时我五岁……父母为什么事大声叫嚷着，我觉得他们是在吵架。父亲叫妈妈为母狗，我马上学会了一个陌生的词，一个一念就上口的词。
“母狗！妈妈——母狗！妈妈——母狗！”我高兴得大叫起来，因为这个新词很容易上口，很快就记住了。
争吵立刻停止了，爸爸妈妈都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
“这个词很粗野，”妈妈严肃地训斥我，“不能这么说，你表现可不好。”
“那爸爸也表现不好？”我据理反驳。
妈妈一时慌了神，答不上来了。这时，父亲亲自出马来教育我了。他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来。
“猫崽子，”不知怎的，他不看着我，却望着妈妈，“情况不同……凡事都没那么简单……从来就没法说清楚……”
可我才只有五岁，“从来就没法说清楚”的话，不可能令我满意。我是个小孩子，我要明确肯定的说法。我生性胆小，绝对相信妈妈爸爸永远和我在一起。我只想睡在那舒适的小床上，枕头旁边摆着那只长毛绒小兔，每天晚上听着童话故事入睡，天天早晨喝的是苹果汁，星期六去吃奶奶烤的大馅饼。我想确切知道，要是我每夭都刷牙、常说“谢谢”和“请……”并且很听话，是否就能受到夸奖；我要是调皮淘气或弄坏了什么东西，是否一定会受到处罚。可要是听到“情况不同”、“凡事都没那么简单”、“从来就没法说清楚”这样的话，就能团表现好而受到处罚，因表现不好而受到夸奖吗？我这五岁的小脑瓜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于是我就发起脾气来。
我八岁了……父母带我去电影院，我和他们一起看着银幕上的罪犯从监狱里逃出来，舍命救了一个人。妈妈悄悄地擦着眼泪，可我却不懂，她为什么那么伤心。
“妈妈，你怎么了，可怜他？”我们从电影院走出来，已是傍晚时分，但春风暖洋洋的，飘着花香。
“当然啦，亲爱的。”妈妈点点头。
“可他是个罪犯，”我气得嚷起来，“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干吗要可怜他？”
“孩子，”爸爸又是那个腔调，“凡事都没那么简单，没有绝对坏的人，也没有绝对好的人。不错，他是罪犯，可是他救活了那个小姑娘，这说明他还算是个好人。事情不会总是一成不变……”
可是这种说法，也不能令我满意。我想要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尺度，以免在大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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