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怀着孩子，”塔什科夫低声回答，“而且你自己清楚，不是我的孩子。”
“是欺骗她的那个男人的？”
“是的。”
“那有什么？你打算就此丢手吗？我都认不出你来了，儿子。你不再是一名战士了？卓娅正是你需要的那种女人。我见过你交往过的小姐太太，她们任何一个都赶不上她的一个手指头。终于有了一个天生与你般配的女人。你还是小不点的时候就爱上了她不是没有缘故的，那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她是你的，她只为你而生。可是现在你却准备退却？”
“我不知道，爸爸，”亚历山大的声音更低了，“我什么都不知道。请相信我，我没有现成的答案。我觉得，是她不需要我。她非常爱这个人。”
“嗯，你怎么知道。”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生气地答了一句，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亚历山大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想着卓娅，她的声音，她的眼睛、头发、后撇的嘴唇上挂着羞怯的微笑，久久不能入睡。老天，欺骗这样一个轻信他人的柔弱女子，该有多么缺德！把她带回家，分明是自己的单身宿舍，却公然撒谎，说什么这是他的一个公派出国的朋友的房子，什么他的家里有一个残废的妻子。而她居然全都深信不疑，还爱着他，岂止是爱，简直是奉若神明。
这时，廖沙-塔什科夫清晰地意识到，不论花费多大的代价，他都应该同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结婚。
娜斯佳将要睡着时，紧挨着沙发的电话在她的头顶上发出了刺耳的振铃声。她决定等一等，让廖沙取下话筒，但是突然睡意顿消，想起来他不在家，而且最近两天都不会回来。他到住在朱可夫斯基的父母家去了，因为那里有一家他工作过的研究所，他的那位热心政治的研究生要在该所通过论文答辩。
“阿西卡，怎么抱着电话没完没了！”话筒中传来尤拉-科罗特科夫愤懑的声音，“你这个电话我拨了两个小时都拨不进来。”
“我没有跟任何人通电话呀。大概是线路出了故障。什么东西着火了吗？”
“着火？”科罗特科夫大声地噗嗤一笑，“说得不对。是洪水与地震齐发。医院丢失了娜塔莎-捷列辛娜的病历卡。”
“怎么丢失的？”娜斯佳冒失地问，她使劲地驱走睡意。
“我怎么知道？”他以问答问，“同我们周围所有丢失的东西一样呗。必须弄清偷窃方法。这还得费点心思。也可能，有人以此卖钱。简而言之，朋友，我现在筋疲力尽了。我们早晨再谈，你先想一想。”
长期以来一直这样。收到任何一件有关案件的新情报、查明了某个事实甚至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事实，戈尔杰耶夫处里的同事们总是首先一股脑儿地转给娜斯佳，礼貌而坚决地请她想一想，然后把想好的结论告诉他们。她呢，对这样安排也心安理得，因为她明白，这就是她在处里的主要工作，分析情报，整理资料，从宏观统计到具体的细微末节，全都管。
“这样翻来覆去太傻了。”娜斯佳心想，裹上一件毛巾长袍走进厨房，不知是怎么回事，在厨房里思考问题总是更加轻松，一般也更舒适、更惬意。“最终必须同沃洛霍夫博士摊牌，让他说清楚他同捷列辛一家是什么关系，同时说明绑架者需要娜塔莎的病历卡有何用处。可能，这会暴露绑架者自己的某些线索。见鬼，真糟糕，落到这个地步！要是我们能够早一点知道，哪怕是猜到他们可能打病历卡的主意，我们就会不眨眼地盯牢它，设下埋伏，哪怕是用拳头捶捶墙，跺跺脚，但是干这种事的人还是有的。也就能在现场抓住偷病历卡的人了。”
她知道，早晨她将很难向处长交代。因为正是她坚持不对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采取强硬行动的，只需仔细监视他，指望发现他同帮助他制造四起（或者五起）谋杀案的人接触。如果她不固执己见，对他施加压力，完全可能，侦查员就能提前对盗窃病历卡的企图做好准备。因为他是医生，一定知道病历卡上记载着什么使绑架者感兴趣的事项。
她，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又犯下了一个错误，愿上帝保佑，除了她自己，谁也不要因为这个错误而付出代价。
侦查员奥里山斯基极有礼貌地把医学博士沃洛霍夫请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高兴地发现，以证人身份被传唤来接受询问的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满或激动情绪。
“是问有关我的病人的丈夫死亡的事情吗？”一进门他就直截了当地问。
“这也是问题之一，”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奥里山斯基含糊地回答，“首先我想确证，6月14日夜间至15日凌晨您在什么地方。”
“您的同事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了。”沃洛霍夫莫名其妙地耸耸肩膀，“我把自己的记事簿交给他们了，其中登记有我每天每小时的日程安排。不着记事簿，我自己也想不起来，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难道没有把记事簿还给您？”
“暂时还没有。”
“好的，我们回头再谈这个。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您同5月底遇害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相识。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很多年以前。”
“请具体一些。”
“很久了……大约二十年以前。”
“请再确切些。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我曾经有一位女病人，是广受欢迎的歌唱家。我不想说出她的名字来，她的知名度非常高，至少名声很响。是她介绍我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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