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口音或风味。因此，威尼斯、托斯卡纳或西西里的民间故事，多少带有那些地区的特色，这也正是我们选择的依据。
卷末的注释对每则民间故事的收集地区作了说明，还列出了我读过的其他意大利方言版本。因此，“蒙佛拉图”、“马尔凯”或“奥特兰托”等字样，并不是指故事本身源于蒙佛拉图、马尔凯或奥特兰托，而是指编写那个故事时给我影响最大的版本来自其中哪个地区。我的手头有各种版本可供选择，因此所选中的就不仅是最美丽、最丰富或讲述得最好的故事，而且是蒙佛拉图、马尔凯或奥特兰托地区的代表作。它们植根于这些流传地区，并且从中吸取了大量的养份。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许多第一流的民间文学研究者搜集和出版民间故事的动机，往往囿于当时的比较主义热潮。他们强调的是故事的相似性而不是多样性，突出的是某个主题的广泛传播而不是地区、时代和讲述人的差别。我的集子里列出的地名，某些（例如西西里岛的传说中的地名）是不容争辩的，另一些则失之武断，其根据只是注释中列出的参考文献。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始终遵循着为尼罗西所珍爱的那句托斯卡纳地区的俗语：“故事若要动人，就得增添色彩。”换言之，民间故事的价值常常取决于后人增添的新东西。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恰如一条没止境的长链，我把自己看成长链上的一环；这条长链不是消极的传递媒介，而是故事的真正“作者”；在这一点上，上面那句俗语与克罗齐的理论完全相符。
民间故事的编纂
近百年来，民间文学研究者对意大利民间故事做了收集工作，但各个地区的贡献参差不齐。在有些地区，发现了丰富的材料宝库，而其他地区则几乎一无所有。有两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特别丰富：托斯卡纳和西西里。
在编纂西西里岛的故事时，我的材料的重要来源是乔赛普·皮特里编的《西西里童话和民间故事集》（1875年版）。这是一部煞费苦心的学术性著作，它附有丰富的编纂说明以及词汇比较方面的注释。
乔赛普·皮特里（1841-1916）是位医生，他献身于民间文学的研究。他有一大群为他搜集资料的助手。
皮特里著作的魅力在于摆脱了“讲述人”这样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直接让读者与个性鲜明的讲述人接触，并介绍这些讲述人的姓名、年龄和职业。这样，读者就能透过年代久远、面目不清的故事情节和粗糙陈旧的表达方式，看到一个充满想象的个人世界。这世界通过讲述人之口，表达出它内在的旋律、激情和希望。
皮特里的集子出版于1875年，维尔加[22]于1881年写了《欧楂树旁的屋子》。两个时代的西西里人（一位是小说家，另一位是学者）出自不同的目的去倾听渔夫们的闲聊，以便记下他们所讲的内容。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两个人所致力完成的有关民意、民谚和民俗的民间文学总集。小说家的集子充满了作者本人内在的抒情和牧歌旋律，而学者则把他的集子搞得象个分门别类的博物馆。皮特里的二十五卷巨著《西西里民间故事集》（1871-1913），他二十四年中所写的札记《民俗研究档案资料》（1882-1906）和十六卷巨著《民俗奇闻》，甚至他在巴勒莫市皮特里博物馆内所珍藏的民间工艺品都是他工作的实证。皮特里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工作，与维尔加在文学领域里的工作同样著名。皮特里的贡献是：他不仅记下故事里的传统主题和语言，还记下了它们内在的诗意；在这方面，皮特里是第一位民间文学研究者。
随着皮特里的出现，民间故事研究开始在现存的传统故事里寻找诗歌式的创造力。民间故事和民歌不同，民歌受诗行和韵脚的限制，人们在合唱中不断地重复它，歌手很少有进行再创造的机会。而民间故事每讲述一次就是一次再创作。叙述的核心是故事的讲述人，他们都是村落的重要人物，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感染力。正是通过这些讲述人，年代久远的民间故事才与听众的现实世界和历史连接起来。
皮特里的民间故事大多出自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妇人之口。她名叫阿加杜札·麦西娅，原是皮特里家的佣人，在波哥（巴勒莫的一地区）当过绗缝匠，住在切尔索·内罗街八号。她是皮特里的集子中一些最优秀故事的讲述人，我从中随意选了几篇（见本书第一四八至一五八篇）。皮特里在他的集子前言里这样描述了他的故事讲述人：
她毫无美貌可言，但却很有口才，讲起故事来娓娓动听，人们都佩服她那超群的记忆力和才能。麦西娅已七十多岁，是母亲、祖母和曾祖母。还在孩提时，她就爱听祖母讲故事，而祖母的故事也是从自己母亲那儿听来的，后者又从祖父那里听到了不计其数的故事。麦西娅的记忆力很好，能够过耳不忘。有的妇女虽然也听过上千则故事，但却忘得一干二净。有些人虽说也能记住，但缺乏讲故事的才能，在波哥，她的朋友们都认为她是个天生的说书人，她愈讲，别人愈爱听。
麦西娅没有读过书，却懂得许多他人不懂的事情，而且讲起这些事情来头头是道，人们谁都不能不佩服她。我要求读者多留心她那生动形象的语言。如果故事的背景是一条准备启航的船，她能毫不费力地使用航海术语和水手们的行话。假如故事的女主人公在一家面包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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