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犯罪动机，格林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释。不过他的确说到最近他被人从栖身的一个旧仓库里驱赶出去。
因付不起租金而驱赶住户是要由律师履行法律程序的。对于特区中数以千计的公司中是哪一家曾把那位先生驱逐出去的问题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
据格林先生说，十四街那个律师事务所是由一个慈善机关办的，仅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的。“原来我们由联邦政府支付费用时，我们曾有七名律师，现在只剩下两名了。”他这样告诉我们。
难怪《华尔街日报》对此事只字未提，如果我们这九名服务于全国第五大公司的律师中有谁被杀害甚至受了轻伤，都会在报纸的头版上出现。
感谢上帝，这不是一个长篇报道，我还在办公桌旁坐着，看着报纸，没有任何损伤地做着工作。不然我也会在停尸房里同那位先生躺在一起了。
波利来了，这时八点还差几分，她满脸微笑，手里端着一盘她自己烤的小点心。她看到我来上班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实际上，我们这九个当过人质的人都来上班了，而且都是提前来的。看来谁要是仍呆在家里让老婆去悉心服侍倒是一种明显软弱的标志了。
“阿瑟来电话。”波利说。在我们公司叫阿瑟的不下十个，但只有一个阿瑟在公司的各大厅里走来走去时人们不用姓来称呼。阿瑟-雅各布斯是高级股东，是总经理，是公司的原动力，是众望所归的人。如果说公司也有心脏和灵魂的话，那就是阿瑟。七年之中我同他只谈过三次话。
我告诉他说我很好。他称赞我的勇气和临危不惧，让我感到我几乎成了英雄。我纳闷，这些情况他怎么会知道。他可能先和马拉穆德交谈过了，然后一级一级向下来。这样一来就有热闹了，乌姆斯特德和那个瓷花瓶一定是最精彩的故事。
阿瑟在十点钟要会见我们这几个人，就在会议室，并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录像。
“为什么？”我问道。
“诉讼部门的那帮伙计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道。尽管他已八十岁的高龄了，但声音还是那么响亮清脆。“他的家人很可能会控告警察。”
“当然。”我说。
“而且他们还可能把我们也推上被告席。人们对于任何事都可能会控告的，这你是知道的。”
谢天谢地，我心里说，如果没有诉讼案我们这些律师还有什么用？
我对他的关心表示了感谢。他接着又去找下一个人质。
九点钟时人们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其中不乏好心善意的人，也有好传闲话的人，都表现出对我的关心，但更对一些细节感兴趣，都急于知道洋情。可是我有太多的工作，无法满足他们。在客人来访停下来时，我坐下来，看着我那成堆的需要处理的文件，我感到麻木了，我没有伸手去取。
情况不一样了，工作不重要了。我的办公桌并不是生命也不是死亡。我已看到了死亡，甚至感受到了死亡。我天真地想我可以耸耸肩就把这一切忘掉，或很迅速地恢复过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样。
我想到德文-哈迪，以及他那红棒棒，还有五颜六色东倒西歪的导火线。他恐怕要花上几个小时去搞这些玩艺儿来筹划这一行动。他偷了枪，又选择了我们的公司，结果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把命也丢了。而且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曾谴责过他。
我终于离开了。交通状况会越来越差，有一些我很难忍受的人也同我搭讪，两个记者打来电话。我告诉波利我有些事要出去，她告诉我别忘了同阿瑟的会晤。我钻迸我的汽车，发动后打开暖气，我坐在车里坐了很长时间，思想在斗争到底有无必要再旧事重提。如果我不去，阿瑟会不安的，没有人对阿瑟的约会爽约。
我把车开起来。这是做傻事的少有的机会，我已受到心理的创伤，我不得不离开，阿瑟和公司的人会让我休息一会儿的。
我朝乔治顿那个方向驶去，也没有具体目标。云层越来越黑，人们在人行道上匆匆忙忙地走着，清理路面积雪的人已做好了准备。在M大街我看见一个乞丐，我当时怀疑他是否是德文-哈迪。这些流浪汉在暴风雪中到哪儿去呢？
我给医院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说我妻子正在做抢救手术，要几个小时才能结束。我们打算在医院进行的浪漫的午餐看来就算告吹了。
我转向东北方向驶去，经过洛根广场，进入这座城市比较差的区域，我来到十四街，找到那个律师事务所。我把车停在十四街和西北Q街交界处的路边，我想我肯定将再也见不到我的车了。
事务所占了整个大楼的一半，它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大楼，曾经有过它的辉煌时期。顶楼的窗子上钉着胶合板，那胶合板已有年头了。与搂相邻的是个自助洗衣店，门面看起来很脏，不远处就是许多破旧的房屋。
入口处有一个天篷，是刺眼的黄色，我不知道是应敲敲门还是直接闯进去。门没有锁，我轻轻地扭动门钮，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那是按类别划分的律师办公室，但与德雷克和斯威尼的办公室大不相同，那里是大理石地面，红木家具，而这里在我面前的大办公室是四张金属桌子，每个上面都堆满了档案材料，足有一英尺高，桌子四周的破地毯上也堆满了档案材料，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废纸篓已满满的，一些法律文件都团成了纸团，扔得满地都是。靠一面墙立着文件柜，颜色不一。文字处理机和电话机都有十年的历史了。木制书架每层隔板中间都塌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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