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很大的已褪色的马丁-路德-金的照片歪歪斜斜地挂在后墙上。从这个屋子还隔出几间小办公室。
这间屋子又脏又乱却很繁忙，我被这里的景象吸引住了。
一个长得很凶的西班牙裔女人停下打字机看了我好一会儿，说：“你在找谁？”这简直是找碴儿而不是询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接待员如果这样接待客人早被解雇了。
她叫索菲亚-门多萨，我是从她桌上的名牌知道的。我很快就发现她的工作不仅仅是接待。从旁边的屋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吼叫，把我吓了一跳，可是索菲亚却安之若素。
“我找莫迪凯-格林。”我很有礼貌地回答道。就在这时，他随着那声吼叫从里屋来到这间大屋，他的脚步很重，每迈一步地板都跟着颤抖一下。他刚才是朝屋子另一端名叫亚伯拉罕的人吼的。
索菲亚朝他点点头，接着丢下我不理又去打字。格林是个大个子黑人，至少六英尺五英寸，块头很大，体重一定不轻。他刚刚五十出头，胡须是灰白色，眼镜是圆形的，红色镜框。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一边在咯吱咯吱响的地板上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一边喊着亚伯拉罕。不一会儿他走进了另一间办公室，不见了，几秒钟之后又从那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仍然没看见亚伯拉罕露面。这时他又看我一眼，然后问道：“有事吗？”
我走上前去先做了个自我介绍。
“很高兴见到你。”他说道，但看上去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你在想什么？”他接着问道。
“德文-哈迪。”我说。
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把目光转向索菲亚，这时她正在埋头工作。他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我跟在他的身后，那是一间十二英尺见方的屋子，几乎可利用的每一平方英寸的地面上都堆满了马尼拉纸的档案和破破烂烂的法律书籍。
我把一张我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烫金压花名片递给他，他皱着眉头看了看，又还给了我，说道：“要去走访贫民窟吗？”
“不。”我答道，把名片收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昨天射向哈迪的子弹差一点击中我。”
“你当时和他都在屋里？”
“一点不错。”
他深吸了一口气，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他指着我身旁的一把椅子，说：“请坐，可能会弄脏你的衣服。”
我们都坐了下来，我的膝盖抵着他的办公桌，我的双手深深插进大衣衣袋里。暖气在他身后发出响声。我们目光相遇，然后又都移开。既然是我来造访，我总得说点什么，但他却先开了口。
“我猜想你昨天一定很倒霉。”他说道，他那刺耳的嗓音低多了，声音中充满了同情。
“还不像哈迪那么倒霉。我在报上看到你的名字，所以我来找你。”
“我还是不知道你想要我做什么。”
“你认为他的家人会起诉吗？如果起诉的话，我应该提供情况。”
“他没有家室，也不会有什么官司的事，我倒是可以就这件事大做文章，我想开枪射击的那个警察一定是个白人，这样我可以从市政府敲笔钱。这么做虽然他们不高兴，可是可以解决问题。不过这可不是我开玩笑的想法。”他把手在桌子上一挥，“这类事儿我干得多了。”
“我没有看见那个警察。”我这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提官司的事了，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这儿来的，今天早晨我上班后，坐在办公桌旁，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可是思想总是不能集中，我开了车出去转了转，就转到这儿来了。”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好像他在努力捉摸这件事：“你喝杯咖啡吗？”
“不，谢谢，你很了解哈迪先生吧？”
“是的，德文是定期来这儿的。”
“他现在在哪？”
“大概在特区总医院的停尸房里。”
“如果他没有家人，他怎么办呢？”
“市政府会把他当无人认领的尸体埋葬的，书上管这叫做乞丐的葬礼，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个公墓，他们就把这些人埋在那儿，你要是知道有多少无人认领的人埋在那儿你都会吃惊的。”
“我肯定会的。”
“实际上，你会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吃惊的。”
这是可以推测出来的事，我没有心情去深入了解。“你知道他有艾滋病吗？”
他把头仰过去，望着天花板，想了想，问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我就站在他的身后，他脑袋开花时，我满脸溅的都是血，所以我问一下。”
这样一来，我就从一个坏家伙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白人。
“我想他不会有艾滋病。”
“他们死时有人给他们检查吗？”
“你说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
“是的。”
“多数情况是要检查的，不过德文的死不一样。”
“那你能查一查吗？”
他耸了耸肩，情绪缓和多了。“没问题”，他说，但不那么情愿。他从衣袋里掏出钢笔：“你就是为这而来吗？担心染上艾滋病？”
“这是一个原因，难道你不担心吗？”
“当然也担心。”
亚伯拉罕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是个外勤，年龄四十岁左右，这种人是受尽公共利益法律师欺侮的人。他长着一副犹太人似的黑胡子，戴着牛角镜框的眼镜，衣服皱皱巴巴，帆布胶底鞋脏兮兮的，可是那副神情却像可以拯救全人类似的。
他没有向我打招呼，格林也不是那种讲社交礼仪的人。“他们预报说要下大雪，”格林对他说，“我们得把所有能开放的避难所都开放。”
“我就在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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