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峰跌入深渊，却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一无所知——由于坚持规定的仪式，或是由于逃跑时带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梳妆盒而丢了王位。
不，海利·德莱恩感受过战争，并为战争所改变；我把他和别的“老兵”相比时我发现他们真有天壤之别；他们，以前我认为是我父亲的食客中最无聊的一些家伙，现在都成了意趣盎然的人物。那时，每当母亲宣布斯科尔将军或德特兰西少校要来吃饭，我总是找借们躲开；现在，如果我知道要请这些人，我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服她也把德莱恩请来。
“可是他年龄小得多——他只喜爱热衷于运动的那一帮人。请他来和老先生们呆在一起，他是不会高兴的，”我母亲笑眯眯地再加上一句：“如果海科有弱点，那就是他希望别人认为他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这是由于他妻子的缘故，我想。”
然而，有一次，她真的请了他，而且他也接受了邀请，我们也不必请德莱恩夫人（毫无疑问她会厌烦的），因为我们没有请斯科尔夫人和鲁斯科特夫人，要使它成为那种老式的“男士宴会”，有烤鸭肉，一罐潘趣酒，我母亲是唯一在场的女士——这样的夜晚我父亲仍然特别喜欢。
我记得，在饭桌上，我是怎样地留心观察斯科尔将军、老德特兰西和德莱恩的不同，又想努力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德特兰西少校嘴上总是挂着战争——布尔溪和安德森维尔的轶事呀，林肯、西沃德①和麦克莱伦②的趣闻呀，尤其是在潘趣酒下肚以后。“如果一个人经过了战争，”无论说到什么，从发表对上星期日布道的观点到赞美烤鸭肉的味道，这一句总是他的开场白，斯科尔将军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为什么晋升到他拥有的那个军阶，他虽然从未提到这个话题，却无言地表明了他对这个军阶的权利。他是一个高大而又沉默的老绅士，长着一头浓密好看的白发，半睁半闭的眼睛在静脉隐现的眼皮间烟焰闪动，还有一副威严笔挺的姿势。他的风度无可挑剔——完美得到代替语言的程度，过后人们就会说他只要躬身微笑，以及起立又坐下就多么讨人喜欢，他把这种困难的技艺运用得炉火纯青。据说他是鉴别马和马德拉白葡萄酒的行家，但他从没骑过马，还传说他在欧文街阴森森的老宅子里给他的稀客递上的是很一般的葡萄酒。
①威廉·亨利·西沃德（1801—1872），美国国务卿（1861—1869），美国内战前辉格党和共和党内反对奴隶制的领袖。
②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1862—1885），美国内战时北方军队的著名将领。
他和德特兰西少校有一个共同特点——老纽约人的极端谨慎。他们带着本能上的不信任注视着有可能扰乱他们的习惯、减弱他们的舒适或者强加给他们不习惯的义务（无论是公民的还是社会的）的任何事物，尽管在别的思想过程中他们十分迟缓，然而当一个貌似无害的谈话可能会引导他们“签署一份文件”，哪怕是支持市政改革的最温和的尝试，或者请他们拥护不管规模多小的一项新的不熟悉的事业，他们在揣测方面总表现出超凡的机敏。
按其宗旨，绅士们总是尽其可能慷慨地捐钱给慈善组织协会、元老舞会、儿童救济院和他们自己教区的慈善机构。一切不带“政治”色彩的事，奋兴布道会，或者卑鄙小人贿选的企图，甚至一个新近的组织——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一个个看上去实在值得怀疑，他们认为这由于某些神职人员的轻率而被人借用了名义，正如德特兰西少校所说：“然而，在这个喧嚣的年代，有些人会不择手段地引人注意。”于是他们一齐为他们青年时代的已逝的“老纽约”叹息，鲁比尼和珍尼·林德①前来演唱过、萨克雷先生来讲过学的那个排外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纽约，那个拒绝接纳查尔斯·狄更斯、又被他出于报复诽谤和嘲弄过的纽约。
①珍妮·林德（1820—1887），瑞典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然而德特兰西少校和斯科尔将军内战中从头打到尾，亲身参与过不能言传的恐怖与痛苦，忍受过形形色色的艰难和匾乏，遭受了严寒、酷暑、饥饿、疾病和创伤的磨难；而这一切已经消失，像消化不良的症状，在舒舒服服地睡过一觉后荡然无存一样，使他们极其平凡又无限快活。
除了一点区别，鲁斯科特上校也是这样。尽管按出身他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但很久以前就被他们接纳入伙了，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战友，另一方面因为他娶了海利的一个亲戚。我现在仍然能想得出鲁斯科特上校：一个机灵英俊的小家伙，这两个特征都极为显著，波浪型的头发很有光泽（要不难道是假发不成？），上好的麻纱衣服上有一股太浓的科隆香水味。他年轻时参加过纽约民兵，曾跟伟大的第七团“出征”；第七团，从那时起就成了他生命的源泉和中心，就如同对于某些耄耋之年的人来说，他们的大学宴会仍然是他们生命的源泉和中心一样。
鲁斯科特上校长于骑士精神。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就是“蓝军与灰军”，就是营救可爱的南方姑娘，就是关于“星条光荣”的轶事和越过敌军防线送重要急件。对许多人来说乏味而凄凉的四年生活在他的道路上似乎充满了魅力，而潘趣酒（使我们年轻人很开心，因为我们心甘情愿招引他）总是从他的记忆中唤起无数次情景：通过快捷、恭敬而殷勤的行动，在某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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