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南方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他又发现了杰克逊游击队的驻地、或者可以涉水过河的地点。
那儿坐着海利·德莱恩，比别的人年轻许多，然而在这种场合好像是他们的长者，所以我不禁想道：“如果他十九岁就不再往大长，那么他们现在还裹在褪褓里呢。”然而他仅仅在道德上一个劲儿地长。但在智力上，他们处于同一水平。这时他们开始讨论沃拉克剧院最新上演的戏剧，要不就是母亲试探着提到《罗伯特·埃尔斯米尔》的作者①的新作（她的看法是：在男人的宴会上，只要女主人在场，她就该让谈话保持到最高水平上），德莱恩的话并不比他的邻座的更深刻——而且他几乎肯定没读过这本小说。
①即玛丽·奥古斯塔·沃德（汉弗莱·沃德夫人，1851—1920）。
每当谈起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有关俱乐部管理啦，慈善事业啦，或者“绅士”与社区的关系啦，他才突然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态度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冷漠。
他常常坐在那儿一边听，一边抚弄着我姐姐的大斯凯犭更狗（这条狗无视一切规矩，竟然在吃甜食时跳上了他的膝头），他那忧郁的脸上带着一种严肃而略微心不在焉的表情；正当我母亲（我知道）在想这个人有多么乏味时，他便满面笑容，亮出他的酒窝；而且常常带着十足的胆怯表明他对长辈的尊重，却决不随声附和，说道，“毕竟，谁率先行动又有什么关系呢？要紧的是把事情做了。”
这总是问题的实质。对其他所有的人来说，包括我父亲，一切事情——从教区会议到元老舞会——的关键，恰好是德莱恩所忽视的：即那些组成委员会或领导运动的人们的等级地位。对德莱恩来说，重要的只是运动本身；如果事情值得做，他以其慢吞吞、懒洋洋的方式宣布道，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做，哪怕它的支持者是循道宗信徒或公理会教友，或者是那些在中午吃正餐的人。”即便他们是新新监狱来的囚犯，我也不在乎。”他肯定地说，他的手懒洋洋地抚弄着狗脖子，我看见他安抚伯恩的受惊的小马时也是那个样子。
“或者是布卢明代尔出来的疯子——因为这些‘改革家’总是那个样子，”我父亲进而说道，他宽容的微笑使他的话显得柔和了。
“噢，好吧，”德莱恩嘟囔着，他的情绪开始低落了，我敢说我们现在这日子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
“尤其是，”德兰特西少校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补充道，“我看，潘趣酒就要上桌了。”
潘趣酒表明我母亲要退席了。她羞怯含蓄地微笑着站起身来。而这些绅士们，都站了起来，对她的退场表示殷勤的抗议。
“抛开我们回艾尔斯米尔先生那儿去了——我们都要吃这位先生的醋了！”罗斯科特上校宣称，带着骑士风度第一个赶到门口；他开门时我父亲说，仍然带着他宽容的微笑：“啊，我妻子——她书可读得不少。”
这时，潘趣酒端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