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者在蓝天翱翔。我把我的右手在空中挥酸了，就张开双臂在渡槽上做出飞翔的动作来，然后，撕开我的喉咙，面对天空和大地，高昂地唱了《人民公社好》、《打靶歌》、《我们都是向阳花》，还有《团结就是力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看见我沙哑舒缓的歌声在日光中随风飘舞，漫天彩色；而那些铿锵有力的唱句如鞭子一样在空中啪啪抽响，猎猎如旗，还有那些短而如吼的歌词儿，则像匕首炮弹一样在空中飞射轰鸣，响如炮阵。我看见有一个赶着牛、扛着犁的中年农民，到那渡槽下，把手篷在额门上，仔细看我一阵，认定我不是那种要从渡槽上跳下自杀的人，才又赶着他的黄牛，朝我来的方向走过去。我感谢那个中年农民没有把我看成是患了魔症的人，我想我一定在革命成功之后，当了镇长、县长、省长之后，如皇帝寻找当年给过他一个窝窝的人样找到他，给他家盖三间大瓦房，或者给他的孩娃、女娃安排份好工作。我一直望着那个农民赶着牛从公路拐到一条沟里去。我记住了他头上满头黑发，却偏偏在头顶有那么一撮白。那是有朝一日成功对革命记忆寻找的惟一凭证。我对着那有一撮白发的农民走进去的那条沟里，将紧捏的右拳举在空中振臂高呼道：“革命一定会成功———说成功它就肯定会成功———”我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高爱军，还有后来人———”
我还想振臂高呼时，有一辆长途客车出现了，它跟在一辆的大卡车后，从山坡下慢慢爬上来，我忙不迭儿从渡槽上跳，让那辆卡车开过后，我就竖在公路中央拦车了。长途客车在我面前猛的刹住闸，司机把头伸出来：“坐车吗？”我扒着车门将头伸进车窗里：“夏红梅有没有坐在这车上？”司机把闸一松将车开走了：“神经病！”我追着那车唤：“夏红梅———夏红梅———”然后，一阵沉静之后，第二辆客车又来了，我依旧横在路中央。司机把车停下了：“他妈的，不想活了是不是？”我朝客车窗子扑过去：“夏红梅有没有坐在这车上？”司机把车开走了：“啥儿他妈的夏红梅！”我朝汽车追过去叫：“你他妈的，夏红梅就是夏红梅！”第三辆长途客车又在我面前急刹停下了：“这不是车站你知道不知道？”我扒在驾驶室的车门上：“师傅，夏红梅在不在你这客车上？”“夏红梅是谁？”“她是我妹妹。”“找你妹妹去你家里找。”“她今儿从县城回来，我有急事要跟她说。”司机把头扭回车里去：“有没有叫夏红梅的？你哥在车下找哪。”车上一片人头，没有说话声，师傅朝我摆摆手把客车开走了，留下的一股浓烟很快在岭路上化开不见了。我在这岭上拦了八辆从县城开往九州市的长途车，直到山岭上有许多出工干活的农民们，直到日将正顶又有农民收工回家也没有见到红梅的影。再把她的来信看一遍，确认了26日那日子，便看见第9辆崭新的长途客车乘风破浪地开过来。我又拦汽车，和司机说了许多话，那司机连骂我几声“神经病”，问我是不是患了魔症。我说你这是对我最为严重的攻击和谩骂，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问你说啥？我说你攻击谩骂我就是攻击谩骂一位革命者，谩骂革命者就是谩骂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说，我说你有病你就是有病了。你还以为你是正常人？然后他就开着那崭新的客车又乘风破浪了。可是，就在那车走了之后，在那车后的烟尘里，红梅突然出现了。她是乘一辆运煤的便车回来的，看见我在路上和司机争吵时，她让那煤车停下来，就提着一个褪色的军用挎包朝我跑过来。“爱军，你咋在这儿？”我痴痴地望着她：“我来接你，从早上头班车等到现在。”她在我面前立住了，脸上的感动雾样弥漫着，眼里有一种灼灼烫人的光，待那光在我脸上烧了一阵后，她突然扑上来，双手勒住我的脖子，脸距我的脸只半寸远。她在等待着爱情对她袭击和狂暴。她呼出的热气腥奶奶地漫在我脸上。她的嘴角每每在这个时候就微微向上翘，哆嗦得叮哩当当响。我清晰地看见她眼里炽热的光芒，灿灿烂烂，如火一样烧得人骨酥腿软，使人觉得不扑到对方怀里就会倒在地上去。我想把她抱起来。我无耻、放肆、愉快地想立马把她身上的衣裳全都扒下来，想立刻就让我的物儿冲击到她的身里去。可有一辆汽车开来了，那司机到我们身边将车慢下来，探着头儿大声问：“光天化日的，你们是不是一对腐化分子呀？”我如当头挨了一棒，浑身冷一下，硬挺的激情立马垮下了。红梅依然吊住我的脖子，对那司机说：“我们是夫妻，刚结婚我就徒步拉练去了北京天安门，中央首长还接见了我，今儿回来他来接我哪。”那司机听了红梅的话，“噢”了一下，加着油门走去了。车走了，红梅立马把双手松开来，她的鼻尖上密密麻麻出了一层汗珠儿。我俩知道我们有些忘乎所以了，忘记了革命年代的革命形势了。又有两个收工的农民从远处沿着公路走过来。我俩啥儿也不说，立马分开来，朝正北走过去，我在前，她在后，相距几步远，彼此素不相识一个样。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回忆我们装出素不相识的模样儿，其实正给那些明眼人提供了识破秘密的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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