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一八
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一八
九九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
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学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
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
“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
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
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
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
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
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
母的谈话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
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
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
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
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
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
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
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
（JenadeLaBruyeere）《人性与世态》（LesCaracte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
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
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
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
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
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陬，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
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端详。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
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
不是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没错。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
可是我叮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
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
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
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
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
（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
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
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
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
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一九○八年八
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
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
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
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
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
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此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
事。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须”。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
课‘须’去”（上海话“尿”“书”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
笑他胖，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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