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我是末后把关的。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
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
子。
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就不觉热闹而渐趋冷清。我大姐在上海启明教书，她是校长姆
姆（修女）宠爱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课②。我三姐最美而身体最弱，结婚较早，
在上海居住。我和两个弟弟和七妹挨次只差一岁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岁。他们好像
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
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
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我觉得自己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暑假里，乘凉的时候，
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儿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长吟
“敌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
我觉得他很疲劳，也很寂寞。父亲五十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
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
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只是甚话。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
了就无法叫它下降。他所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
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他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蜷曲或破残的书
角补好，叫我用预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
准外露。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
这又打入‘冷宫’了？给我吧。”我得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焰
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①杨必，《剥削世家》和《名利场》（人民文学）的译者。
②杨寿康，曾翻译法国布厄瑞（P.Bourget）《死亡的意义》（商务，一九四○）父亲曾花一笔钱卖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
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
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裤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替
掉些父亲的心力。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
上了一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
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
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
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欢，对吗？
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
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
理科之间选了文科。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我选读法
预，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
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
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
时的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
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
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
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
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
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
心——尽管有志无成。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
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父亲有时跟我讲，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
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徒掳去作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
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
“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我暗想
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
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
了。我在大学三年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
学金。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
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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