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有
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
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
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可在本国较好的
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
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
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可是我离家一学期，就想家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暑假回去，高兴
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个笑话。”我一听
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
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
模样，忙用两手捂住眼，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
奖学金，没有出国。
父亲回身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父亲大约是要
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
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
知道。母亲就那么说。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
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
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
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
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了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
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
‘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
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儿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
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
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
冒”，他却一句活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
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
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
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
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
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
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
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她果
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
两个。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
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
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
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个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
间的差异竟这么人？
我们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鼓鼓”，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摘狗肝”。
我父亲笑说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无当的住宅，又如让人赖掉公费等），又
爱“摘狗肝”（如买古钱、古玩、善本书之类）；假如他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
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
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
我家的人口已大为减少。一九三○年，我的大弟十七岁，肺病转脑膜炎去世。我家
有两位脾气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们先后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
在上海同济上学。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一九三五年钟书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学，我
不等毕业，打算结了婚一同出国，那年我只有一门功课需大考，和老师商量后也用论文
代替，我就提早一个月回家。
我立即收拾行李动身，不及写信通知家里。我带回的箱子铺盖都得结票，火车到苏
州略过午时，但还要等货车卸下行李，领取后才雇车回去，到家已是三点左右。我把行
李撇在门口，如飞的冲入父亲屋里。父亲像在等待。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
说“可不是来了！”他说，午睡刚合眼，忽觉得我回家了。听听却没有声息，以为在母
亲房里呢，跑去一看，阒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到母亲做活儿的房间里去了，
跑到那里，只见我母亲一人在做活。父亲说：“阿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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