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母亲说：“哪来阿季？”父
亲说，“她不是回来了吗？”母亲说：“这会子怎会回来。”父亲又回去午睡，左睡在
睡睡不着。父亲得意说，“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我笑说，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
来了。父亲说：“曾母啮指，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父亲说那是第六觉，有科学
根据。
我出国前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火车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泪下不能抑制，
父亲又该说是第六觉了吧？——感觉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
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预兆，因为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六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
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
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
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一架日机只顾在我们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比一般民房
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那时候法市不断跌价，父母亲就把银行存款结成外汇，
应弟弟的要求，打发他出国学医。七妹在国专上学，也学国画，她刚在上海结婚。家里
只有父母亲和大姐姐小妹妹。她们扶着母亲从前院躲到后园，从后园又躲回前院。小妹
妹后来告诉我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她们都泻肚子，什么也吃不下。第二
天，我父母亲带着大姐姐小妹妹和两个姑母，逃避到香山一个曾委任我父亲为辩护律师
的当事人家里去。深秋天，我母亲得了“恶性疟疾”——不同一般疟疾，高烧不退。苏
州失陷后，香山那一带准备抗战，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面挖了战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
线里。邻近人家已逃避一空。母亲病危，奄奄一息，父亲和大姐打算守着病人同归于尽。
小妹妹才十五岁，父亲叫她跟着两个姑母逃难。可是小妹妹怎么也不肯离开，所以她也
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亲去世。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
父女三个把母亲入殓，找人在蒙蒙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上。那边我国军队正在
撤退，母亲的棺材在兵队中穿过。当天想尽方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厝在坟
地上。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恸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
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兵火中留下的
一线连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儿，
带了两个女儿到别处逃生。
他们东逃西逃，有的地方是强盗土匪的世界，有的已被敌军占领，无处安身，只好
冒险又逃回苏州。苏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还有死尸。家里却灯火通明，很热闹。我大
姐姐说，看房子的两人（我大弟的奶妈家人）正伙同他们的乡亲“各取所需”呢。主人
回来，出于意外，想必不受欢迎。那时家里有存米，可吃白饭。看房子的两人有时白天
出去，伺敌军抢劫后，拾些劫余。一次某酱园被劫，他们就提回一桶酱菜，一家人下饭
吃。日本兵每日黄昏吹号归队以后，就挨户找“花姑娘”。姐姐和妹妹在乡下的时候已
经剃了光头，改成男装。家里还有一个跟着逃难的女佣。每人往往是吃晚饭的时候，日
本兵就接二连二的来打门。父亲会日语，单独到门口应付。姐姐和妹妹就躲入柴堆，连
饭碗筷一起藏起来。那女佣也一起躲藏。她愈害怕呼吸愈重，声如打鼾。大姐说，假如
敌人进屋，准把她们从柴堆里拉出来。那时苏州成立了维持会，原为我父亲抄写状子的
一个书记在里面谋得了小小的差使。父亲由他设法，传递了一个消息给上海的三姐。三
姐和姐夫由一位企业界知名人士的帮助，把父亲和大姐姐小妹妹接到上海，三人由苏州
逃出，只有随身的破衣服和一个小小的手中包。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
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
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不过他挂心的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
方只他一人记得，别人谁也找不到。那时候乡间很不安宁，有一种盗匪专掳人勒赎，称
为“接财神”。父亲买得灵岩山“绣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的棺材。
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她家人陪我父亲挤
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顶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
笑说，化装得一点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
平安回来。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漆了。
一九三九年秋，我弟弟回国。父亲带了我们姐妹和弟弟同回苏州。我二姑母买的住
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我们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
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菜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
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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