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吧？”
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经塞尔”名义发行。“经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
镜如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由某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
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版。一九○二年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月刊》继续鼓吹革命，实际上是
《国民报》的变相。我父亲仍然是《大陆月刊》的执笔者。②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
“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
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③。钟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
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我知道他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也在上
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听说他暑假回
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草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
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钰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
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
祖父借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 ②《革命逸史》第一辑143页。
③胡适一九○四年入上海中国公学求学。他到过我家苏州寓所，只是我没见过。他
《四十自述》中提到他的老师杨志洵（景苏）先生是我父亲的族叔亦好友。我大姐说，父亲一九○六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簿，他一九○
六年九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一九○七年七月毕业，寄寓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
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授学位；
考入研究科，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
父亲告诉我，他初到美国，住在校长（不知什么学校）家里学习英语，同住宿的还
有几个美国青年。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类），同学不敢回答，特
地问得校长准许，才敢教他。
父亲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我只偶尔拣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业大学一九○九
——一九一○年的注册证。倒是钟书告诉我：“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
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CodeofJapan）。”我只记得大姐
讲，父亲归国途中游历欧洲其它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我问钟书：“你怎么
会知道？”钟书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
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我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
学的李又安（Adele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她回信，钟书一点也
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承她还为我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
（DraperLewis）教授写的序文。据那张注册证，他是当时的法学院长。全书三百十九
页，我父亲离校后一九一一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
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
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我最感亲切的是
卢易士先生形容我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
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则，确切地表达出来。”我想这是用
很客气的话，说我父亲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我猜想，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
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
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
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
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父
亲和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
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
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
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我也从
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
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
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钟书看到过，
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留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
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
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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