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去了
一次，父母亲没再去过。 ①一九九二年，我得到杨翼之先生外孙女的信，欣知遥寄的感激已经寄到。
②《亚洲问题讲座》第十二卷，尾崎秀实主编《亚洲人名辞典》，昭和十五年（一
九四○）创元社刊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父亲母亲带了两三个女儿同去。我还是个小土包子，
没坐过汽车。车穿过闹市，开进一个幽静的地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只听得一声声悠
长的“知了”、“知了”。进门就看见大片的绿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树，中间一座洋房
显得矮而小；其实房于并不小，只因为四周的园地很大，衬得房子很小。我看见他们家
的女儿在树荫下的草坪上玩，觉得她们真舒服。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
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
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
（现在所谓‘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可是这句话我父亲在不
同的场合经常反复说，尽管语气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指的总是同一回事。父亲藏有
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
到如今，我看到好些“聪明人”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
也不顾国家的体面，就常想到我父亲对这位老友的感慨和惋惜。
我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元，在申报馆当副主编的同时，又重操律师旧业。他承认自
己喜欢说偏激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指当时社会）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
二是律师（其实是指“自由职业”）。他不能作医生，只好当律师。他嫌上海社会太复
杂，决计定居苏州。我们家随即又迁到苏州。可是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做律师也
得有个事务所。我母亲说，我家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可是我父亲自
从在北京买了一辆马车，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了“财产”，“从此多事矣”。他
反对置买家产。
可是有些事不由自主。我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那还是明
朝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间很高大的厅也已经歪斜，当地人称为“一文厅”。据说魏
忠贤当权的时候，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一个。有个“徐大老爷”把
“五城”改为“五人”，张溥《五人墓碑记》上并没有“五城”改“五人”之说，也没
见“徐大老爷”的名字。张謇题的“安徐堂”匾上有这位“徐大老爷”的官衔和姓名，
可惜我忘了。“一文厅”是苏州人感激这位“徐大老爷”而为他建造的，一人一文钱，
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我自从家里迁居苏州，就在当地的振华女中上
学，寄宿在校，周末回家，见过那一大片住满了人的破房子。全宅住有二三十家，有平
房，也有楼房。有的人家住得较宽敞，房子也较好。最糟的是“一文厅”，又漏雨，又
黑暗，全厅分隔成二排，每排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和三间房，每间还有楼上楼下。总共就
是十八间小房，真是一个地道的贫民窟，挑担的小贩常说：“我们挑担子的进了这个宅
子，可以转上好半天呢。”
我父亲不精明，买下了这宅没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小破房子，
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树，一面直说：“从此多事矣！”据他告诉我，买房子花掉了他
的一笔人寿保险费，修建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因为买房以后，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
基本上能自立，无锡老家的负担已逐渐减轻。房子费了两年左右才修建完毕。
我常挂念原先的二三十户人家到了哪里去。最近，有个亲戚偶来看我，说他去看了
我们苏州的房子（我们已献给公家），现在里面住了五十来户。我大为惊诧，因为许多
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来那么多房间呢？不过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间间再搭上。一
条宽走廊就能隔成几间房呢。许多小户合成一个大宅，一个大宅又分成许多小户，也是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
我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
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
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
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我现在常
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
上进的却又那么多；“吃家当”足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
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我在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
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①我弟弟在上海同济读书的时候，带了
一个同学到我家来。我听弟弟转述那人的议论，很像共产主义的进步思想。我父亲说那
孩子是“有志气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对我说：“你觉得吗，咱们爸爸很腐朽。”
我断定这是他那位朋友的话，因为他称我弟弟为“安徐堂”的“少爷”。在他眼里，我
父亲是一个大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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