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住一宅宽廊大院的大宅子，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我没有搬
嘴，只觉得很滑稽，因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论，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很相近，我常
怀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亲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食。这和“个劳动者不得食”不
是很相近吗？
我们搬入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后后的破房子
还没拆尽，到处都是鼻涕虫②和蜘蛛；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扳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
的爬满了鼻涕虫。父亲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
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不是
教育“劳动光荣”。我周末回家，发现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
小弟弟捉得最多，一百条鼻涕虫硬要一块钱（那时的一元银币值二百七十——二百九十
铜板）。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可是物
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母亲对“唯利是图”的孩子
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帐，
“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帐渐渐化为乌有，就像我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我们不
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母亲要。 ①指陆定一同志兄弟。
②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
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
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我父亲又喜欢自称“穷人”。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
（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一是“忙人”（因为他活动较多），一是父亲自称
的“穷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
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所谓“穷”，无非指不置家产，
“自食其力”。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
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
我父亲不爱做律师。他当初学法律，并不是为了做律师。律师的“光荣任务”是保
卫孤弱者的权益，可是父亲只说是“帮人吵架”。民事诉讼十之八九是力争夺财产；便
是婚姻问题，底子里十之八九还是为了财产。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
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绍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异母庶出的小妹妹，
不让她承袭遗产。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我记得父亲怒冲冲告诉母亲说：“那么个又高
又大的大男人，有脸说出这种话来！”要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柜不受
理这种案件，可是我父亲硬把那人训了一顿，指出他不能胜诉（其实不是“个能”而是
“个该”），结果父亲主持了他们分家。
有时候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自己成了当事人，躺在床上还撇不开。他每一张
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胜诉。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点，就和
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父亲常说，“女太太”最奇怪，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称心，就
好像全是辩护律帅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他做辩
护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两个年轻太太曾一片至
诚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多年后还对我们姊妹像姊妹一样。
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决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领事高瑛私贩烟
上出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冉三上门，父亲推说个受理刑事案。其实那是证话。我
祖母的丫头的儿子，酒后自称“革命军总指挥”，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父亲出尽力还
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出庭回家，长衫汗湿了中截，里面的夏
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心上
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
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自盗，却冤枉两个管库的老师傅。那两人叹气说，我们哪
有钱请大律师呢。父亲自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分析
案情，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是怎样了局的。①
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公行。有的津师公然索取“运动费”（就是代当事人纳贿的
钱）。“两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当事人没钱，可以等
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这叫作“树上开花”。有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
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师，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合写了一
个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父亲从前的同学或朋友）。这些时，地方法院调来一个新院
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爱国志士。”可
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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