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在贪污腐
败的势力前面，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
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
‘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过一二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
《申报》或《时报》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
“时”字吧？父亲很明显地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母亲把剪下的纸粘连
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
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圃”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
去查看。② ①《当代》一九八三年五六两期刊载了我回忆父亲的这篇文章，一九八四年八月六
日，宁夏银川市一位财经部退休干部林壮志同志来信说，他对这件失窃案深知内情，他
说我父亲“对案情的分析是正确的，那是一件监守自盗案。”他已写了《五十五年前无
锡银行保险库失窃巨案真相》一文，“揭破半个世纪前这个疑案之谜”。据说那两个老
师傅宣告无罪释放，案子“不了了之”。
②承华东师范大学阚绪良同志抄给我看徐铸成先生《报海旧闻》11页上一段文字：
“我那时比较欣赏老圃的短文章，谈的问题小，而言之有物，文字也比较隽永”。
一九九二年，我的朋友们发现了大量署名“老圃”的文章，一九九三年将出版“老
圃遗文辑”。五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个乖，父亲只会叫
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
“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
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
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大是盂兰盆会，放
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门”还是我家常用
的词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家孩子多，母亲好像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唱的儿歌都是母亲教的，可是她很
少时间陪我们玩。我记得自己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木碗里剥了一堆瓜子仁，拉住
母亲求她“真的吃”——因为往常她只做个姿势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
当时的惊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脸的快活而为我吃尽的。我八岁的冬天，有一
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她叫
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
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
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
“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
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
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
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呜”。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
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
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
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摄一条板凳，站上
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
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只准会
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
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
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
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
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
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
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
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
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
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
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
说：“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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