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举起双手，想把牌子挂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两臂高不过帽子。旁边“革命群众”的一员静静地看着，指点说：“先戴牌子，再戴帽子呀。”我经他提醒，几乎失笑，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话先挂牌子，然后戴上高帽。我不过是陪斗，主犯是谁我也不清楚，觉得挨骂的不是我，反正我低头站在台边上就是了。
揪斗完毕，革命小将下了一道命令：“把你们的黑稿子都交出来！”“黑稿子？”什么是“黑稿子”呢？据我同伙告诉我，我翻译的《吉尔·布拉斯》“诲淫诲盗”，想必是“黑”的了。《堂吉诃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诃德是地主，桑丘是农民，书上没有美化地主，歪曲农民吗？
巨人怪兽，不都是迷信吗？想起造反派咄咄逼人的威势，不敢不提高警惕。我免得这部稿子遭殃，还是请革命群众来判定黑白，料想他们总不至于把这部稿子也说成“黑稿子”。《堂吉诃德》原著第一、第二两部各四册，共八册，我刚译完第六册的一半。
我每次誊清了译稿，就把草稿扔了。稿纸很厚，我准备在上面再修改加工的。这一大叠稿子重得很，我用牛皮纸包好，用麻绳捆上，再用红笔大字写上“《堂吉诃德》译稿”。我抱着这个沉重的大包挤上车，挤下车，还得走一段路。
雨后泥泞，路不好走，我好不容易抱进办公室去交给组秘书。我看准他为人憨厚，从来不“左得可怕”。我说明译稿只此一份，没留底稿，并说，不知这部稿子是否“黑”。他很同情地说“就是嘛！”显然他不赞成没收。可是我背后另一个声音说：“交给小C。
”小C原是通信员，按“颠倒过来”的原则，他是很有地位的负责人。原来那时候革命群众已经分裂为两派了，小C那一派显然认为《堂吉诃德》是“黑稿子、该没收”。小C接过稿子抱着要走，组秘书郑重叮嘱说，“可这是人家的稿子啊，只有这一份，得好好儿保管。
”小C不答，拿着稿子走了。我只好例抽一口冷气，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那一天真是我不幸的一天，早上交出《堂吉诃德》译稿，晚上给剃成“阴阳头”。不久以后，一个星期日，不知哪个革命团体派人来我家没收尚未发表的创作稿。
我早打定主意，什么稿子都不交出去了。我干脆说：“没有。”他又要笔记本。我随手打开抽屉，拿到两本旧笔记，就交给他。他说：“我记得你不止两本。”的确不止两本，可是当时我只拿到两本。我说：“没有了”。那位年轻人也许本性温和，也许有袒护之意，并不追问，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
他刚走不久，我就找出一大叠整齐的笔记本，原来交出去的那两本是因为记得太乱，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处。我经常失眠，有时精神不振，听报告总专心做笔记，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两本是倦极乱记的，我不便补交，干脆把没交的一叠笔记销毁了事，这件事就置之脑后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群众开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楼”了。我是首批下楼的二人之一。从“牛棚”“下楼”，还得做一番检讨。我认真做完检讨，满以为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我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
我呆了半晌，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笔记本打开，放在我眼前，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想不到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筋里一点影子都没有。
笔记本上，前后共有四次“四个大跃进”，只第二次写成“四个大妖精”。我只自幸没把粮、棉、煤、铁画成实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脚，画成跳舞的妖精。这也可见我确在悉心听讲，忙着记录，只一念淘气，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
可是严肃的革命群众对“淘气”是不能理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长了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有人甚至把公认为反动的“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说我下意识里蔑视那位做报告的首长。假如他们“无限上纲”——也不必“无限”，只要稍为再往上提提，说我蔑视的是“大妖精”，也许就把我吓倒了。
可是做报告的首长正是我敬佩而爱戴的，从我的上意识到下意识，绝没有蔑视的影踪。他们强加于我的“下意识”，我可以很诚实地一口否认。我只好再作检讨。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我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我自以为检讨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
他说：“你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语。”我抗议说：“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他不答理，我不服气，不肯重作检讨，自己解放了自己。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了之。
后来我又为这事两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我说四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
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个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个工作日，我觉得太少了，还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个工作日，真是难之又难，简直办不到。因为面对书本，埋头工作，就导致不问政治，脱离实际。
即使没有“运动”的时候，也有无数的学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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