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会、报告会等等，占去不少时日，或把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么较大的运动，工作往往全部停顿。我们哪一年没有或大或小的“运动”呢？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发言。
可是我认为学习和开会耗费时间太多，耽误了业务工作。学习会上我听到长篇精彩的“发言”，心里敬佩，却学不来，也不努力学。我只求“以勤补拙”；拙于言辞，就勤以工作吧。这就推我走上了“白专道路”。“白专道路”是逆水行舟。
凡是走过这条道路的都会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而翻译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
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还偷工夫一点一滴的攒。
《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悔一心为堂吉诃德攒“私蓄”，却没为自己积储些多余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
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我，只说，没收的“黑稿子”太多，我那一份找不到了，我每天收拾女厕，费不了多少时间，同伙还没扫完院子，我早已完事。
我觉得单独一人傻坐在办公室里不大安全，所以自愿在群众的办公室外面扫扫窗台，抹抹玻璃，借此消磨时光。从堂吉诃德被俘后，我就想借此寻找他的踪迹。可是我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我每间屋子都张望过了；没见到他的影子。
过年以后，有一次我们牛鬼蛇神奉命打扫后楼一间储藏室。我忽从凌乱的废纸堆里发现了我那包《堂吉诃德》译稿。我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忙抱起放在一只凳上，又惊又喜地告诉同伙：“我的稿子在这里呢！”我打算冒险把稿子偷走。
出门就是楼梯，下楼就没人看守；抱着一个大纸包大模大样在楼梯上走也不像做贼，楼下的女厕虽然不是我打扫的，究竟是个女厕，我可以把稿子暂时寄放，然后抱回家去。当然会有重重险阻，我且走一步是一步。监视我们的是个老干部。
我等他一转背，就把稿子抢在手里，可是刚举步，未及出门，我同伙一个牛鬼蛇神——他是怕我犯了错误牵累他吗？那可怪不到他呀；他该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吧？他指着我大喝一声：“杨季康，你要干什么？”监视的干部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我。
我生气说：“这是我的稿子！”那位干部才明白我的用意。他倒并不责问，只软哄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我说：“扔在废纸堆里就丢了”。我没留底稿，丢了就没了！”我不记得当时还说了什么“大话”，因为我觉得这是吃了公家的饭干的工作，不是个人的事。
他答应好好儿保藏，随我放在哪里都行。我先把稿子放在书柜里，又怕占了太好的位置，别人需要那块地方，会把稿子扔出来。所以我又把稿子取出，谨谨慎慎放在书柜顶上，叹口气，硬硬心，撇下不顾。军工宣队进驻学部以后，“牛鬼蛇神”多半恢复人身，重又加入群众队伍，和他们一起学习。
我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我的译稿，因为我自知人微言轻，而他们也不懂得没收稿子的缘由。组长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问。”我得耐心等待机会。工人师傅们一下班就兴冲冲地打球，打完球又忙着监督我们学习，机会真不易得。
几个月来，我先后三次钻得空子，三次向他们请求。他们嘴里答应，显然是置之不理。直到下放干校的前夕，原先的组秘书当了我们组的学习组长。我晚上学习的时候，递了一个条子给他。第二天早上，他问明我那包稿子所在，立即亲自去找来，交给我说：“快抱回家去吧！
”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四精彩的表演我不爱表演，也不善表演，虽然有一次登上了吉祥大戏院的大舞台，我仍然没有表演。那次是何其芳同志等“黑帮”挨斗，我们夫妇在陪斗之列。
谁是导演，演出什么戏，我全忘了，只记得气氛很紧张，我却困倦异常。我和默存并坐在台下，我低着头只顾瞌睡。台上的检讨和台下的呵骂（只是呵骂，并未动武），我都置若罔闻。忽有人大喝：“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
”我忙睁目抬头，觉得嘴里发苦，知道是心上慌张。可是一会儿我又瞌睡了，反正揪上台是难免的。我们夫妇先后都给点名叫上舞台。登台就有高帽子戴。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形成自然低头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九十度的直角才行，否则群众会高喊：“低头！
低头！”陪斗的不低头，还会殃及主犯。当然这种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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