窍，只有不受注意的小牛鬼蛇神才能应用。我把帽子往额上一按，紧紧扣住，不使掉落，眉眼都罩在帽子里。我就站在舞台边上，学马那样站着睡觉。谁也不知我这个跑龙套的正在学马睡觉。散场前我给人提名叫到麦克风前，自报姓名，自报身份，挨一顿混骂，就算了事。
当初坐在台下，唯恐上台；上了台也就不过如此。我站在台上陪斗，不必表演；如果坐在台下，想要充当革命群众，除非我对“犯人”也像他们有同样的愤怒才行，不然我就难了。说老实话，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因为骂人是自我表演，挨骂是看人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演——表演他们对我的心意，而无意中流露的真情，往往是很耐人寻味的。
可是我意想不到，有一次竟不由自主，演了一出精彩的闹剧，充当了剧里的主角。《干校六记》的末一章里，提到这场专为我开的斗争会。群众审问我：“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我说：“是我。”“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我说：“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台下一片怒斥声。有人说：“谁是你的‘同志’！”我就干脆不称“同志”，改称“你们”。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线，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钟书的事我都知道。
当时群情激愤——包括我自己。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命我打锣。我正是火气冲天，没个发泄处；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聊以泄怒。这来可翻了天了。台下闹成一片，要驱我到学部大院去游街。一位中年老干部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被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络上绳子，叫我挂在颈上。
木板是滑腻腻的，挂在脖子上很沉。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
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又何妨！我暂时充当了《小赖子》里“叫喊消息的报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人，又自报消息。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群众大概也忘不了我出的“洋相”，第二天见了我直想笑。有两人板起脸来训我：谁胆敢抗拒群众，叫他碰个头破血流。我很爽气大度，一口承认抗拒群众是我不好，可是我不能将无作有。
他们倒还通情达理，并不再强逼我承认默存那桩“莫须有”的罪名。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五帘子和炉子秋凉以后，革命群众把我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本所的“黑”领导安顿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
屋子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曝晒，窗帘已陈旧破败。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牛鬼蛇神”的称呼已经不常用；有的称为“老家伙”。“老家伙”的名称也不常用，一般称“老先生”。
我在这一伙里最小——无论年龄、资格、地位部最小，揪出也最晚。同伙的“牛鬼蛇神”瞧我揪出后没事人儿一般，满不在意，不免诧怪。其实，我挨整的遭数比他们多（因为我一写文章就“放毒”，也就是说，下笔就露馅儿，流露出“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资产阶级观点）。
他们自己就整过我。况且他们是红专家，至少也是粉红专家，或外红里白专家，我却“白”而不“专”，也称不上“家”。这回他们和我成了“一丘之貉”，当然委屈了他们，荣幸的是我。我们既然同是沦落人，有一位老先生慨然说：“咱们是难友了。
”陈翔鹤同志一次曾和他的难友发了一点小牢骚，立即受到他领导好一顿训斥，因此他警告默存：“当心啊，难友会卖友。”我为此也常有戒心。不过我既然和难友风雨同舟，出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
”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作准备。”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那两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
一位难友曾说：“一天最关键的时刻是下午四时。传我们去训话或问话往往在四点以前，散会后群众就可以回家。如果到四点没事，那一天就平安过去了。”他的观察果然精确。不过自从我们搬入那间大屋，革命群众忙于打派仗，已不大理会我们。
我们只要识趣，不招他们就没事。我们屋里有几只桌子的抽屉是锁着的，一次几个革命群众汹汹然闯进来，砸开锁，抄走了一些文件。我们都假装不见，等他们走了才抬头吐气。砸锁、抄东西的事也只偶然一见。我们有帘子隐蔽着，又没有专人监督，实在很自由。
如果不需写交代或做检查，可以专心学习马列经典，也不妨传阅小报，我抽屉里还藏着自己爱读的书。革命群众如有事要找我们，等他们进屋，准发现我们一个个都规规矩矩地伏案学习呢。那间屋子里没有暖气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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