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给我们装了一只大火炉。我们自己去拾木柴，拣树枝。我和文学所的木工老李较熟；我到他的木工房去借得一把锯子，大家轮着学锯木头。我们做过些小煤饼子，又搬运些煤块，轮流着生火和封火；封灭了明天重生，检查之类的草稿正可用来生火。
学部的暖气并不全天供暖，我们的炉子却整日熊熊旺盛。两位领导都回家吃饭，我们几个“老先生”各带一盒饭，先后在炉子上烤热了吃，比饭堂里排队买饭方便得多。我们饭后各据一隅，拼上几只椅子权当卧榻，叠几本书权当枕头，胡乱休息一会儿。
起来了大家一起说说闲话，讲讲家常，虽然不深谈，也发点议论，谈些问题。有时大家懊悔，当初该学理科，不该学文学，有时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大是非”，什么是“小是非”，一起捉摸研究。有时某人出门买些糖食，大家分享。
常言道：“文人相轻”；又说是：“同行必妒”。我们既是文人，又是同行，居然能融融洽洽，同享帘子的蔽护和炉子的温暖，实在是难而又难的难友啊！六披着狼皮的羊我们刚做“牛鬼蛇神”，得把自我检讨交“监管小组”审阅。
第一次的审阅最认真，每份发回的检讨都有批语。我得的批语是“你这头披着羊皮的狼！”同伙所得的批语都一样严厉。我们诧怪说：“谁这么厉害呀？”不久我们发现了那位审阅者，都偷偷端详了他几眼。他面目十分和善，看来是个谨厚的人。
我不知他的姓名，按提绰号的惯例，把他本人的话做了他的名字，称为“披着羊皮的狼”，可是我总颠倒说成“披着狼皮的羊”，也许我觉得他只是披着狼皮的羊。探险不必像堂吉诃德那样走遍世界。在我们当时的处境，随时随地都有险可探。
我对革命群众都很好奇，忍不住先向监管小组“探险”。一次我们宿舍大院里要求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都用朱红油漆写上语录。我们大楼的玻璃窗只能朝外开，我家又在三楼，不能站在窗外写；所以得在玻璃内面，按照又笨又复杂的方式，填画成反写的楷书，外面看来就成正文。
我为这项任务向监管小组请一天假。那位监管员毫不为难，一口答应。我不按规格，用左手写反字，不到半天就完成了工作，“偷得‘劳’生‘半’日闲”独在家里整理并休息。不久我找另一位监管员又轻易请得一天假。我家的煤炉坏了，得修理。
这个理由比上次的理由更不充分。他很可以不准，叫我下班后修去。可是他也一口答应了。我只费了不到半天工夫，自己修好了；又偷得劳生半日闲。过些时候，我向那位“披着狼皮的羊”请假看病。他并不盘问我看什么病，很和善地点头答应。
我不过小小不舒服，没上医院，只在家休息，又偷得一日清闲。我渐渐发现，监管小组里个个都是“披着狼皮的羊”。秋凉以前，我们都在办公室里作息。楼上只有女厕有自来水。楼上办公室里写大字报的同志，如要洗笔，总带些歉意，很客气地请我代洗。
饭后办公室人多嘈杂，我没个休息处。革命群众中有个女同志颇有胆量，请我到她屋里去歇午。她不和我交谈，也不表示任何态度，但每天让我在她屋里睡午觉。有一次我指上扎了个刺，就走进革命群众的办公室，伸出一个指头说“扎了个刺”。
有一位女同志很尽心地为我找了一枚针，耐心在光亮处把刺挑出来。其实扎了个刺很可以耐到晚上回家再说，我这来仍是存心“探险”。我渐次发现，我们所里的革命群众，都是些披着狼皮的羊。我们当了“牛鬼蛇神”最怕节日，因为每逢过节放假，革命群众必定派下许多“课外作业”。
我们得报告假日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又得写心得体会。放假前还得领受一顿训话，记着些禁令（如不准外出等）。可是有一次，一个新战斗团体的头头放假前对我们的训话不同一般。我们大家都承认过一项大罪：“拒绝改造”。
他说，“你们该实事求是呀，你们难道有谁拒绝改造了吗？‘拒绝改造’和‘没改造好’难道是一回事吗？”我听了大为安慰，惊奇地望着他，满怀感激。我自从失去人身，难得听到“革命群众”说这等有人性的语言。我“下楼”以后，自己解放了自己，也没人来管我。
有一次，革命群众每人发一枚纪念章和一部毛选。我厚着脸去讨，居然得了一份。我是为了试探自己的身份，有个曾经狠狠挨整的革命派对我说，“我们受的罪比你们受的厉害多了，我还挨了打呢。”不错呀，砸抽屉、抄文件的事我还如在目前。
不久后，得势的革命派也打下去了。他们一个个受审问，受逼供，流着眼泪委屈认罪。这使我想到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
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我已悟到“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老家伙也罢，革命小将也罢，谁也不是谁的敌人。反正我对革命的“后生”不再怕惧。
在北京建筑地道的时期，摊派每户做砖，一人做一百块，得自己到城墙边去挖取泥土，然后借公家的模子制造，晒干了交公。那时默存已下干校，女儿在工厂劳动，我一人得做砖三百块。这可难倒了我，千思万想，没个办法。我只好向一位曾监管我的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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