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说：“咱俩换工，你给我做三百块砖，我给你打一套毛衣。”他笑嘻嘻一口答应。他和同伴替我做了砖，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肯要我打毛衣。我至今还欠着那套毛衣。干校每次搬家，箱子都得用绳子缠捆，因为由卡车运送，行李多，车辆小，压挤得厉害。
可是我不复像下干校的时候那样，事事得自己动手，总有当初“揪出”我们的革命群众为我缠捆。而且不用我求，“披狼皮的羊”很多是大力士，他们会关心地问我：“你的箱子呢？捆上了吗？”或预先对我说好：“我们给你捆”。
默存同样也有人代劳。我们由干校带回家的行李，缠捆得尤其周密，回家解开绳索，发现一只大木箱的盖已经脱落，全靠缠捆得好，箱里的东西就像是装在完好的箱子里一样。我在干校属菜园班，有时也跟着大队到麦田或豆田去锄草，队长分配工作说：“男同志一人管四行，女同志一人管两行——杨季康，管一行。
”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干农活有一手。有两个能手对我说：“你一行也别管，跟我们来，我们留几根‘毛毛’给你锄。”他们一人至少管六行，一阵风似的扫往前去。我跟在后面，锄他们特意留给我的几根“毛毛”。不知道的人，也许还以为我是劳模呢。
默存同样有人照顾。我还没下干校的时候，他来信说，热水瓶砸了，借用别人的，不胜战战兢兢。不久有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找我，说他就要下干校，愿为“钱先生”带热水瓶和其他东西。他说：“不论什么东西，你交给我就行，我自有办法。
”热水瓶，还有装满药水的瓶，还有许多不便邮寄的东西，他都要求我交给他带走。默存来信说，吃到了年轻人特为他做的葱烧鲫鱼和油爆虾，在北京没吃过这等美味。干校搬到明港后，他的床位恰在北窗下，窗很大。天气冷了，我一次去看他，发现整个大窗的每条缝缝都糊得纹丝不透，而且干净整齐，玻璃也擦得雪亮，都是“有事弟子服其劳”。
我每想到他们对默存的情谊，心上暖融融地感激。我们从牛棚下楼后，房子分掉一半。干校回来，强邻难与相处，不得已只好逃亡。我不敢回屋取东西，怕吃了眼前亏还说不清楚。可是总有人为我保镖，帮我拿东西。我们在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三年。
那间房，用我们无锡土话，叫做“坑缸连井灶”；用北方俗语，就是兼供“吃喝拉撒”的，听来是十足的陋室。可是在那三年里的生活，给我们留下无穷回味。文学所和外文所的年轻人出于同情，为我们把那间堆满什物的办公室腾出来，打扫了屋子；擦洗了门窗，门上配好钥匙，窗上挂好窗帘，还给拉上一条挂毛巾的铁丝。
默存病喘，暖气片供暖不足，他们给装上炉子，并从煤厂拉来一车、一车又一车的煤饼子，叠在廊下；还装上特制的风斗，免中煤气。默存的笔记本还锁在原先的家里，尘上堆积很厚。有人陪我回去，费了两天工夫，整理出五大麻袋，两天没好生吃饭，却饱餐尘土。
默存写《管锥编》经常要核对原书。不论中文外文书籍，他要什么书，书就应声而来。如果是文学所和外文所都没有的书，有人会到北大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去借。如果没有这种种帮忙，《管锥编》不知还得延迟多少年月才能完成呢。
我们“流亡”期间，默存由感冒引起喘病，输氧四小时才抢救出险。他因大脑皮层缺氧，反应失常，手脚口舌都不灵便，状如中风，将近一年才回复正常。医生嘱咐我，千万别让他感冒。这却很难担保。我每开一次大会，必定传染很重的感冒。
我们又同住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我怕传染他，只好拼命吃药；一次用药过重，晕得不能起床。大会总是不该缺席的会，我不能为了怕感冒而请假。我同所的年轻人常“替我带一只耳朵”去听着，就是说，为我详细做笔记，供我阅读，我就偷偷赖掉好些大会和小会，不但免了感冒，也省下不少时间。
我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翻译的《堂吉诃德》也不知得拖延多久才能译完。关注和照顾我们的，都是丙午丁未年间“披着狼皮的羊。”七乌云的金边接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孳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就该算是那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
——因为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为金色。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