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讲避难经过，讲妈妈弥留时借住乡间的房子恰在敌方炮火线上，四邻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准备和妈妈同归于尽，力劝阿必跟随两位姑母逃生，阿必却怎么也不肯离去。阿必在妈妈身边足足十五年，从没有分离过。
以后，爸爸就带着改扮男装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逃难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艰苦。可是我们有爸爸在。仿佛自己还是包在竹箨里的笋，嵌在松球里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欢膝下的小女儿。我们五个妹妹（弟弟在维也纳学医）经常在爸爸身边相聚，阿必总是个逗趣的人，给大家加添精神与活力。
阿必由中学而大学。她上大学的末一个学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毕业后她留校当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语教师。阿必课余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动，成了联络的主线。她又是上下两代人中间的桥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龄接近，也最亲近。
不论她到哪里，她总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她逗乐有趣，各家的琐事细故，由她讲来都成了趣谈。她手笔最阔绰，四面分散实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herself”（分配自己）。她总是一团高兴，有说有讲。
我只曾见她虎着脸发火，却从未看到她愁眉苦脸、忧忧郁郁。阿必中学毕业，因不肯离开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学，考进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管这个学校的是个中年的英国修女，名MotherThornton，我女儿译为“方凳妈妈”。
我不知她在教会里的职位，只知她相当于这所大学的校长。她在教员宿舍和学生宿舍里和教员、学生等混得相当熟，“方凳”知道杨必向往清华大学，也知道她有亲戚当时在清华任职。大约是阿必毕业后的一年——也就是胜利后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开会。
她告诉杨必可以带她北去，因为买飞机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错失时机，随“方凳”到了北京。“方凳”开完会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然后如约回震旦教课。阿必在震旦上学时，恰逢默存在那里教课，教过她。
她另一位老师是陈麟瑞先生。解放后我们夫妇应清华大学的招聘离沪北上，行前向陈先生夫妇辞行。陈先生当时在国际劳工局兼职，要找个中译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杨必，陈先生觉得很合适。阿必接受了这份兼职，胜任愉快。大约两三年后这个局解散了，详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报酬很高，阿必收入丰富，可以更宽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后“方凳”随教会撤离，又一说是被驱逐回国了。“三反”时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务”。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务”的关系。我以为只需把关系交代清楚就完了。阿必和这位“特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可是阿必说不行，已经有许多人编了许多谎话，例如一个曾受教会照顾、免交学费的留校教师，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方凳”贪污了她的钱等等离奇的话。
阿必不能驳斥别人的谎言，可是她的老实交代就怎么也“不够”或“很不够”了。假如她也编谎，那就没完没了，因为编动了头也是永远“不够”的。她不肯说谎，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任何证据，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检讨”，也就成了“拒绝改造”。
经过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这样“拒绝”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强的坚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凭什么也不必回护一个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并非出于这位修女的赏识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为原已选定留校的一位虔诚教徒意外地离开上海了，杨必凑巧填了这个缺。
我当时还说：“他们（教会）究竟只相信‘他们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证据，当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给“挂起来”了——相当长期地“挂”着。她在这段时期翻译了一本小说。阿必正像她两岁半“囫囵着跌下”时一样的“若无其事”。
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阿必就写信请教默存指导她翻一本比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
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
杨必的“拒不交代”终究获得理解。领导上让她老老实实做了检讨过关。全国“院系调整”，她分配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评定为副教授。该说，她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有些比她年纪大或资格好或在国外得到硕士学位的，只评上讲师。
阿必没料到自己马上又要教书。翻译《名利场》的合同刚订下，怎么办？阿必认为既已订约，不能拖延，就在业余翻译吧。她向来业余兼职，并不为任务超重犯愁。阿必这段时期生活丰富，交游比前更广了。她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
她有些同事比我们夫妇稍稍年长些，和她交往很熟。例如高君珊先生就是由杨必而转和我们相熟的；徐燕谋、林同济、刘大杰各位原是和我们相熟而和杨必交往的。有一位乡土味浓厚而朴质可爱的同事，曾警告杨必：她如不结婚，将来会变成某老姑娘一样的“僵尸”，阿必曾经绘声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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